此诗的前两句写眼前的春景。时当晚春，细雨廉纤，像织就了一张丝网，想要网住春光。这句是宋人以文为诗的典例，短短七个字，却有多层意思：小雨丝丝，描绘小雨飘飘洒洒，绵密轻飏，是一层意思；由雨丝的状貌，想到了真正的蚕丝，又是一层意思；由雨丝交织的状况，想到由丝织成的细网，是一层意思；由暮春时令及网，想到眼前的雨似乎想把春网住，即把春留住，又是一层意思。这样写，层层递进，设想及比喻都十分新颖。尤其是“网春”二字，道人所未道，令人拍案叫绝。就这么一句话，便将诗人感叹春日易过、逝水难回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春天毕竟是留不住的，所以第二句放手写残春。眼前是落花狼藉满地，天色黯淡，已近黄昏。这句是景语，也是情语。上句的小雨，这句的落花、黄昏，这清冷凄凉的境地，正如李清照词所表达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诗人正是借景吐露自己寂寞难忍的情愁。
上两句是借景抒情，后两句便因情写景。首先用翟公罢官后门可罗雀的典故，说自己罢官后门前冷落的情况；然后写自己在归巢的鸟儿的鸣叫声中，关上了家门。上句感叹世情冷暖，下句写寂寞无聊的哀伤。“宿鸟”应上半的黄昏，以鸟声衬托前句门前的冷落，“自掩门”的“自”字，充满了落魄的感叹。既然门可罗雀，没人来访，门自然用不着开，可他的门居然开了一天，到这时候，暮色沉沉中，他才去关门。这举动等于告诉人们，他是多么希望有人来，黄昏关门是何等无可奈何，他关的不单单是一扇门，又关闭了一整天的等待与期望。这样一折，上句“车尘不到张罗地”的愤疾更为加深，诗人不甘寂寞的心情也暴露无遗了。
李弥逊被罢官后，心情不佳，所以反映到笔下的春景也是如此低沉，可见他胸中渟蓄着无数的不平。在官场时，感于官场的复杂与黑暗，想要挂冠归隐，与麋鹿为友；一旦真正被排挤，回到家中，无所作为，又会因报国无门而感叹寂寞，愤愤不平，大多数正直而有志向的文人，几乎都碰到过这类矛盾。李弥逊是如此，被人们普遍称赞的司马光也是如此。司马光罢官后也作过一首与李弥逊类似的诗，中有句云：“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愤疾之情，溢于言表。
诗以春暮黄昏，落花狼藉寄托政治上的失意，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下半阕（“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非常相似。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这首诗此诗塑造了一个剑术高超、纵横江湖的少年侠士形象，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郁闷不平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示了作者的豪侠气质。全诗情感愤恨激越，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扬厉雄健。
开首写少年所骑骏马的神骏与装饰之豪华，“平明”写少年在白天骑马相互驱驰，在洛门东结交朋友。接着，“少年”两句写其剑术超过传说中的白猿公，突出其剑术之高超。
接下来八句写其纵横江湖之勇猛形象。特别是“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两句，写尽了少年的豪侠形象。最后几句借荆轲刺秦事抒发内心的情感。与一般的咏叹荆轲刺秦的诗不一样的是，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场”的荆轲事实上是诗中的主角——诗人自己。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始皇失败的燕太子丹，是因为他没有给荆轲创造一个良好的施展身手的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了倒忙，给剑客造成干正事的掣肘。
这种批评正好表现出诗人渴盼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首诗虽然有郁闷与不平，但依旧是那种扬厉雄健的风格，很好地表现了诗人的豪侠气质。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