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以问月起句。以“桂影”代月，以“秋光”衬托“桂影”，又以“苍苍”形容秋光，一片高洁苍凉之气，横空而降。古诗词以“问月”起笔，以苏轼为例，就有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的千古绝唱。该词问月，虽化用苏词，却亦有新意。他的问月，点明了作词的时间：深秋的月明之夜，（当年苏轼游赤壁也恰是秋凉之夜）。他问：“苍苍桂影，其中何物”，其实答案已经巧寓其中：“桂影“之中，桂影而已。”所以，他的问月，不是在于探求，而是在于借问月点明作词的时间：秋季的月明之夜。这也正是东坡游览赤壁的时间。随后，作者笔锋一转，由月及人，此情此景，与当年一叶扁舟夜游赤壁的苏东坡极度相似。
“叩枻长歌，嫦娥欲下，万里挥冰雪”皆是对苏轼《赤壁赋》语意的隐括，虽只寥寥数语，但当年苏轼夜游赤壁的情景却尽观读者眼前，真是于平淡处见功力。“京尘千丈，可形容此人杰？”虽是问句，却表达了词作者的深切感慨。这两句从技法上来看，不仅由写景转入了抒情，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下片由此句的“人杰”不得见容“引发到”骑鲸人去“，由对苏轼一生坎坷际遇的深切同情及愤慨，转入自抒悲感。”几度山花发“写苏轼逝后光阴的流逝，读来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澹澹长空今古梦，只有归鸿明天“化用杜牧《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设，万声销沉向此中“句，表露了作者吊古伤今，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我欲从公“三句则语意更加决绝，欲与苏轼仙去，消极出世的思想更加表露无疑。但毕竟仙山难寻，只有徘徊月下，把满腔心事寄于玉箫罢了，故有”三山安在“句结尾。感怀、悲戚、无奈之意萦绕不绝。
该词虽是和韵之作，但作者借景抒情，借古伤今，与苏轼《念奴娇》之壮美相比，却也是别一番氛围和意境。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这是一首思妇念远之小令。词人将时间集中在一个清秋之夜，将环境集中于一所闺房之内。在以内环境描写人物心态时，又以外环境进行氛围的渲染，从而使人物的情绪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上阕前二句就是内环境与外环境结合交融的成功范例：“回廊远砌生秋草”，这是闺房以外的外环境描写，此句不仅点明闺房所在的环境和闺中人思的时间，而且为下句“梦魂千里青门道”铺排了一个出发点和经由路：闺房中思妇的梦魂正是由此飞向千里青门之外，“青门”当为所思之人的所在地，这是一个更为遥远的外环境，但它只不过是出现于思妇梦魂中的一个虚象，实际仍包含于词中的规定情境——内环境之中。下面两句：“鹦鹉怨长更，碧笼金锁横。”即是内环境的具体展现：闺房中锁在碧笼中的鹦鹉正在怨诉着秋夜的漫长，难待天明。“更”读若“耕”。古时以更漏计时，秋日昼短夜长，故曰“长更”。鹦鹉以金锁锁在碧笼中，点出闺中人富贵高雅的身分。此二句的高妙之处不特在于它以细节的典型性，表现了内环境的特征和人物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准确、巧妙的象征，女主人公正像一只被金锁锁在碧笼中的鹦鹉。她虽然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没有自由、没有幸福。“鹦鹉怨长更”更是女主人公心境的表达，夜长夜短对于鹦鹉来说是无谓的，只有具有主体意识的万物之灵——人，才会有夜长难耐的感触，“怨长更”三字确切地表现了一个耿耿不寐的夜思者的心境，这主要不是指对自然时间的感觉，而是写出了人物心理的感觉即心理时间的漫长。
下阕依然是内外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典范之笔。“罗帏中夜起”紧承上阕后二句而来，依然是内环境的继续展现，由于鹦鹉的怨音惊醒了女主人公来往于青门道上的梦魂，而揽衣起坐，依帏而立。她向外一望：窗外月光清澈如水，圆圆的玉露变成细碎的霜花，霜花与月光互相辉映，益发皎洁耀眼。“玉露不成圆”，此句最妙，它把自露为霜的微妙变化尽现于笔端。“霜月”二句写的是外环境，而这正是从内环境的视点中展现出来，因而显得内外交融浑然一体，孰内孰外以至使人无法区分。“宝筝悲断弦”则又由外环境的描写转入内环境的刻画：女主人公清宵不寐，愁绪无法排解，便坐到宝筝前抚弦以自遣，然而弹奏未几，琴弦就嗄然而断。弄筝而弦断乃心有郁结情绪不宁所致，又是不祥不吉的象征。因而她的心情变得更加悲凄欲绝，如同断弦一样纷乱而又空寂。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