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怅望送春杯。渐老逢春能几回。”花繁叶盛的春日虽好，然而它终会远去，惆怅地望着手中这杯送春酒，心里涌起的伤春之情比酒更浓郁，千回百转，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由春日的归去不由联想到自己年华的流逝。“渐老”，谓逐渐衰老，语调悲哀沧桑。“逢春”，忽一喜，词情上扬。“能几回”，情绪再次跌落，由扬而抑，更显悲怆，人已衰老，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几个春天。一句之中一咏三叹，笔法缠绵而苍老，正是苏轼贬谪黄州哀伤心情的写照。
“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作者所处之时节恰是盛春，繁花似锦，故日“花满”。楚城，正是作者贬谪之地--黄州。词人流离飘零于此，远离故乡和亲人，怎能不满怀愁绪深如海。在万红飘香的季节里，词人不仅没有感受到春的蓬勃和喜悦，反而备觉凄凉难耐，完全是基于受打击、遭放逐的现实原因。此深层次的意蕴悄然表露，使其伤春之情更加意味深远。“伤怀”二字极有分量，淋漓尽致地概括了词人伤春意愁离别的种种凄苦之情。且这二字为作者自述，它将所集唐人诗句熔铸为一体，表现出古为今用的绝妙之处。伤别之人本已悲哀不堪，哪里还禁得住送行酒宴上清丝急管奏出的别离之音。“何况”两字，尽显不胜悲情之态。词人在上片结尾处用此句，其沉痛心情不言而喻。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下片词人着重抒写自己思念故土之情。这里虽然只取原诗下旬，实际上句诗意亦隐含其中。词人即使四处飘零宦游，却终不曾忘却西蜀--他的家乡，更何况愈往南走离故土愈遥远。登高饮酒之际，岂能不倍加思念家乡。一个“断”字形象地描绘了其望乡情切的心态。词人纵使与故土远隔万里，却仍然归心似箭，同宴的伙伴们谁能领会这份情怀。“独”字突出了词人孤身漂流在外的孤独、寂寞之感。
“景物登临习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原诗两句之中三次用到了“闲”字，苏轼取其诗意，化为己用，意蕴颇深。只因此时了无官职，一身轻闲，悠然从容中登台眺望，才能将这春日的美景尽收眼底。苏轼表面上叙述了自己无官一身轻的悠闲自在，实际深深流露了遭受贬逐，无法作为，一事不成的巨大痛苦。正因为如此，词人才会在此地久久徘徊，不愿离去，其实是那无论无何都挥之不去的烦忧在心头盘旋，时时折磨着他。结句为全词点睛之笔。功业不可建。故土无法还。两种相思，一种愁绪，纠结在一起，令词人辗转反侧，心如寒灰。
此词落墨于酒筵，中间写望乡，结穴于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反思，呈现出一个从向外观照而返听收视、反观内心的心灵活动过程。由外向转而内向，是此词特色之一。而此词则证明，东坡词横放杰出风格之外，更有内敛绵邈之一体。若进一步知人论世，则当时东坡之思想蕲向，实已从前期更多的向外用力，转变为更多的向内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