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