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
这首民歌,勾勒出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
“敕勒川,阴山下”,说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其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天苍苍,野茫茫”,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
“敕勒川,阴山下”,诗歌一开头就以高亢的音调,吟咏出北方的自然特点,无遮无拦,高远辽阔。这简洁的六个字,格调雄阔宏放,透显出敕勒民族雄强有力的性格。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两句承上面的背景而来,极言画面之壮阔,天野之恢宏。同时,抓住了这一民族生活的最典型的特征,歌者以如椽之笔勾画了一幅北国风貌图。
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进修,境界便顿然改观。草原是牧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出来。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于是,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晴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从语言到意境可谓浑然天成,它质直朴素、意韵真淳。语言无晦涩难懂之句,浅近明快、酣畅淋漓地抒写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彪悍豪迈的情怀。
这是首典型的登临诗,与历来登临诗一样,分为二层,即登临所见、由登临而产生的感慨。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波折多变,笔法灵活,用语清丽。同时,诗以五言写景,七言抒情,起首四句又杂以民歌体,活泼跳荡,用韵平仄交合,寓以变化。
开头四句,“起得峭拔”(纪昀语),直接点出登寺之所见,而省略了登寺的过程。更主要的,是暗示了并非登一次,所以才有“朝”“暮”之说。白天看吴山,但见蜿蜒起伏,所以说是“横”;晚上看吴山,只能在夜空中见出轮廓,所以说是“从”(纵)。这一表达方式,与著名的《题西林壁》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似,可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如此写山,看似不具体,实则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红,傅粉则太白的“东家之子”的描写一样,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表现出吴山之美。至此,写山题面已足,于是进而写阁。写阁不说其外部之壮丽和内部之清雅,而说“空洞无一物”,这就和题中的“寺”联系起来了。阁中当然不可能空无一物,但佛家宣称“四大皆空”,苏轼本人也曾在《送参寥师》中说过:“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实际上是对“幽人”即佛徒的赞美。
以下分别续足前面的意思,“春来”四句承接首四句,写由吴山之美惹动思归之心,因而觉得“秋悲春更悲”。“雕栏”四句承接次四句,写由朱阁之美联想雕栏易朽,致慨于光阴易逝,人生无常。这就由乐生悲,感情也显得低沉。但末二句又复振起,说人虽然与亭台池阁最终都将化为异物,但吴山长存,则诗人的精神亦长存,见出乐观和旷达,而这种乐观和旷达又暗与“幽人”数句相承,反映了佛家无生无灭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和作者的《前赤壁赋》相对照。在那篇著名的赋里,作者借“客”之口写道:“方其(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又由曹操写到普遍的人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们追求永恒不得,是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悲哀,对此,苏轼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以不变的眼光看待物与我,就能超越具体的悲和喜,与大自然一样,达到永恒。《法惠寺横翠阁》的结尾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首联写白居易文学创作时间之长、贡献之大,并为之赞叹。“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诗篇一开始就对白居易的诗作推崇极高,对诗坛上这颗巨星的陨落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意。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现存白居易诗中最早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应考习作,作于贞元三年(787),时年十六岁,到会昌六年(846)逝世,时年七十六。其实,据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则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尚不止六十年。像他这样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一生坚持不懈的诗人,在唐代及唐代以前历史上不多见。诗中说“六十年”,满含赞叹之意。特别是以珍珠、美玉来比喻他的诗,不仅对他几十年的创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像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伟大诗人,忽然辞世,叫人万分痛惜。所以下句言“谁教冥路作诗仙?”上一句平平叙起,这一句即以问句承接,其中充满着痛惜的深情,蕴藏着丰富的含义。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老臣的依依不舍之情,自己刚刚即位不久,正要利用万机之暇,来和这位敬仰已久的老诗人切磋诗艺,谁知道竟然来不及见面,就奄然去世了。“谁教”二字,饱含着对突然逝世的惊愕,和对老臣的无限爱惜。另一方面作者也隐然以白居易的知音自命,表现出对其理解和爱护。
中间两联,作者从老诗人的思想性格和诗歌成就两方面评价。“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一联着重赞扬白居易不计名利、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思想性格。上一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年轻时谒见成名诗人顾况的情景,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诗人一生多次遭贬、坎坷终生的情景,他像浮云一样,飘然不定,但又无处不悠然自得,专心从事诗歌创作。下一句接着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无为”是自然的规律,以“乐天”为字自勉。“无为”“知足”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李唐王朝极力提倡的思想。
尾联则进一步直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和对白居易去世的无比悲怆之情。这是在颈联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文章已满行人耳”,白居易的诗如风一般流行,与行人形影不离:你只要出行在外,就能听到吟诵白诗的声音。而作者听到吟诵之声,就会牵动起思念白居易的感情,内心充满无比悲伤与哀痛。
此诗为唐宣宗悼念白居易之作。诗中高度概括了白居易的创作历程,尤其用“童子解吟”和“胡儿能唱”,点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风格及特点,用“已满行人耳”来形象地表明白居易之作品的影响及被欢迎的程度。此外,诗中还流露出作者对白居易之死的惋惜和伤感,这也是其性格和重视文学家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诗中还反映出作者对白居易文学主张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