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