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斧糜春葱，日诧歌舞筵。
孰知山泽儒，超然广文毡。
野花供妩媚，山月献连娟。
潘郎真吾徒，常加视后鞭。
居无鲍生马，红粉风蓬旋。
张公为石奴，处仲政复贤。
继今看远业，贱子当留年。
性斧糜春葱，日诧歌舞筵。
孰知山泽儒，超然广文毡。
野花供妩媚，山月献连娟。
潘郎真吾徒，常加视后鞭。
居无鲍生马，红粉风蓬旋。
张公为石奴，处仲政复贤。
继今看远业，贱子当留年。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算起，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史记》载：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其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恶劣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
“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游吴越的路线是，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非泛泛之辞。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一生为人傲岸，“长揖谢公卿”表现的也正是这种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借用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旨深厚，感情表达恰如其分。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
诗在选材和布局上独具匠心。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具体而开阔。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两联从虚处着笔，气象悠远阔大。
此词咏物抒情，委婉细腻。燕子秋去春来，喜寻旧巢，使人有春燕怀恋旧主人之想。
故进而猜想，在三月的轻风细雨中，带着花香归来，立在海棠枝上，似乎要向旧主人诉说半年来的离愁别恨。作者以移情法写燕，神情入妙，颇见新巧。
词以“咏风兰”为题，副题张刻本作《题见阳画兰》，可见此篇为题兰兼咏物之作。
上阕从香气和姿态两方面对风兰作了精致灵动的描摹。“别样幽芬” 言风兰散发出不寻常的香味，这种清幽典雅的气息，是那些浓艳的花朵无法与之媲美的。风兰不仅在香气上与众不同，而且形态上很灵动，词人在此处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将风兰形容成水上行走的轻盈柔美的凌波仙子一般，飘飘欲去。而东风在这里显然不是春风，可以理解为时光，催花开放和呵护花的力量。整句表现了词人对风兰的喜爱和赞美，寄托了词人对这样美好的风兰不要去的太快的希望，也表达词人希望美好的事物能够长存的美好愿望。
下阕则是通过对现实中风兰美好之易逝的惋惜反衬出词人对好友所作的风兰图的赞美。秋意袭来，风兰只得“忒煞萧疏”。“忒煞”一词写出了词人对花之萧条的惋惜之心。然而尽管风兰看上去已经太过稀疏，可仍散发出微微香气。显然，这里的“还留取，冷香半缕”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因为这风兰终究不是自然界的风兰，只是友人的画罢了。因张纯修当时正令湖南江华，词人又用借代的手法，用湘江雨来代指友人，而其画上的风兰竟然给人一种好似幽香散发的感觉，故此句为意谓见阳所画之风兰堪称画中第一。至此，读者方才明白原来这是一阕咏物题兰之词。
在这首词中，词人运用了联想的手法来描绘风兰，并未曾亲眼所见，但却通过友人的一纸风兰图对风兰展开了想象，将风兰的香气和姿态表现地淋漓尽致。而结句词人则点出其创作意图，为全词的升华。当词人在为风兰的萧瑟易逝而感伤时，一个“还”字话风一转，引出只有在好友所作的图中能保有风兰的韵姿和清香，使得美好的事物永存。衬托出友人作画功力深厚，所作风兰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同时也将建功立业的夙愿寄托在友人张纯修身上，希望友人保有美好的品质，并在所任职的地方作出一番成绩。
本词描写的主体风兰本非富贵之花，而纳兰却对其情有独钟并大加称羡，体现了纳兰落拓无羁的性格和格高韵远、独具特色的词风。词中字字刻画，又字字天然，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即“意有寄托，不作死句”。风兰之形象绰约可见，而又不无诗人性情的处处流露。既咏物又抒怀抱，显然颇含骚雅之旨，寓有诗人深挚的情怀。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