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