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首联两句,直写诗人隐居之乐。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弄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处“竹树绕吾庐”句,即用其意。虽然从字面上看,只是描述诗人居所的环境,但却透出一种自得欣愉之情。“清深趣有余”为全诗主旨所在。“清深”二字,既指竹树围绕居所那种清幽深静的环境,也指隐居生活之趣的性质。可以联想到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首联两句,实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颔联、颈联便具体写清深之趣。“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两句为物趣:白鹤久久地立于水中,一动不动,似乎也在享受着一份悠闲;蜜蜂则驻足花上,并不穿梭往来,仿佛是有意疏懒。两句虽是写物,却带有诗人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谓鹤闲蜂懒,其实都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正因为诗人的隐居生活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所以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便都带有悠然自得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色彩的渗入又未改变景物的客观形态,即是说,在诗人笔下,景物描写仍是白描,而不同于变形、夸张。对于形成平淡自然、清幽静远的诗风,此种手法有着直接的作用。“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转写人事之趣。诗人酒醒之后,仍觉酒意未去,头脑昏沉,恹恹如病,欲读书而不能。于是荷锄下田,做一些农活,而春日的树荫恰好挡住了太阳,别有一番情趣。本来,酒病而妨开卷,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是人林逋既以隐居自乐,则读书并非每日必修的功课,更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对于他,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兴之所致的娱情悦志的方式,恰如陶渊明之“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所以,酒病碍于开卷,却不妨荷锄而作,同样可以得隐居闲适之趣。尤其当春日树荫仿佛有意移向诗人劳作的地方时,这种闲适之趣、田园之乐就更为明显,真正是“清深趣有余”。
尾联“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则是借写诗人喜爱古代描绘渔樵生活的图画来说明此种清深之趣与古人相同。古代的高士图、隐居图,多撷取这些高人隐士渔樵生活的场面,以表现他们远离世俗,恬淡自适。诗人说他喜爱这类图画,其实是想说他目前的隐居生活恰与古代的高人隐士相同,一样可以写入画中。诗人不便直说他的行迹心境可以媲美古人,那样会有自诩之嫌,而如此表述,则意在言外,既表明了诗人对古人的思幕,又道出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同时还使诗歌在结构上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此诗受陶渊明的影响较深,或是一首拟陶之作。若论质而自然,此诗有所不及,但诗境、旨趣,颇为相近。
全诗以向人夸赞的口吻,新颖的笔姿,轻松的情调,清淡的语句,写隐逸高趣,和谐而又完美。有一种“咏之令人忘百事”(梅尧臣语)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