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纳兰说，不要把雪花当做是梅的淡雅妆饰，梅自身就有着白色霓裳的美丽。雪花是天外之花，别有根芽，虽轻灵脱俗却没有梅的一缕香魂，因而这样的一种纯洁幽香、超凡脱俗的美，只有梅才有。“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在这雪花飞舞的寒冬，梅是清幽的。百花凋零，草木萧条，梅却散发幽香，灿烂微笑。不要走近东墙接近她。梅花不是什么名贵之花。它是严冬万物萧条中的一抹淡雅，因而它美得凄绝。梅花是美的，但它生性高洁，宁可抱香枝上老，也不随黄叶舞西风。李易安词巾的“故应难看梅花”和纳兰的“莫近东墙”，说的部是梅花品格的高尚纯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梅的冰清玉洁，让人心生敬仰，纳兰说它是“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梅的冰肌玉骨是上苍的恩赐。它不同于尘世中的俗花，忙着争奇斗艳：梅不屑与它们争舂，只把春来报，因而，上苍除了赐予它冰肌玉骨的风采，同时还给它孤高、寥落和凄凉。在寒冷遥远的冬夜里，清冷的炯雾和清凉的明月笼罩着它，只留一束疏散的影子横映在窗纱上。纳兰在每一个冬夜看到的都是“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的景象，纳兰没有说他看后的心境，却把整个凄冷的氛围传递给读者，让我们和他一同感受那样的情怀。
在这首词中，纳兰通篇没有写一个“梅”字，却字字句句都在写梅；通篇没写一个“人”字，却无处不见人的影子。写梅花的品格，实则是写人的品格。词中对梅骨、梅神、梅魂的咏叹和赞美。林逋因为心中有“梅妻”，所以才能写出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世芳姿，纳兰爱表妹，写出这首词。
情到深处情转薄，纳兰才有“莫近东墙”之说。他不爱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却独爱严冬里在烟雾和冷月笼罩下的梅花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枝梅在纳兰心中独一无二。借梅花写人是纳兰的真意。冰肌玉骨是写人，别样清幽也是写人。纳兰夜夜面对梅的“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睹物思人，在寂静的夜空，遥望明月，纳兰嗅着梅的清香，度过漫漫长夜，他一夜无眠。
这首词中多化用前人的诗词，但妙笔天成，神韵自出，浑然无痕，另成意境。
这是香菱所作的第三首咏月诗。
经过前面一番艰苦的探索之后，香菱终于摸到了做诗的门径，因此此诗一出，就顿放异彩，成为一首具有真正艺术美的作品。诗的首联起句就显得气势不凡：“精华欲掩料应难”，表面上言浓密的云雾终究难以遮盖纯净皎洁的月光，实则暗示象香菱这样才情横溢的女子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从而传达了学诗必能成功的坚定信念。次句把月亮形象与诗人的身世紧紧的联系起来，咏月而又咏人，两者水乳交融。“影娟娟”写月亮修美的外形；“魄自寒”，指月质清寒的特性。犹如香菱姣好的容貌中深藏着一颗凄凉又寥落的苦心。这位精华灵秀所钟的薄命女儿，却不幸沦落为粗鄙陋俗的呆霸王薛蟠之小妾，她痛苦的泪水永远是流不远的。因而这种顾影自怜的幽怨之情调，便在诗的颈联中委曲的道出：“一片砧声千里白”，以“一片”与“千里”对举，让“砧声”与“皎月”浑融，既写出了地域之广远，又道出了愁思之绵长，而且这种愁思，乃是由砧声（即妇人们在月夜中的捣衣声）所引发的。这里隐曲地传出达了香菱对远在江南的丈夫薛蟠的思念之情，因为薛蟠虽然与她并无谐和恩爱之情份，但从名份上来说，他毕竟还是她的丈夫，何况香菱除了他以外，并无一个亲人。接下的“半轮鸡唱”一句，仍然以景托情，则此时因见时光流逝而尝尽了不眠滋味的这位女诗人，便把满怀的愁绪，一腔的心事，尽托付这默默无言的半轮残月中，使客观的“月”与主观的“情”得到有机的融合，达到了诗美学上所谓“不隔”的艺术境界。
诗的颈联又在境界上作深一层的开掘，让这种深沉的哀愁扩散开来，使之具有更有为普遍的意义：同一个凄清的月夜，不知有多少身穿绿蓑的游子漂泊江上，因闻笛声而垂涕；又不知有多少红袖佳人徘徊楼头，倦倚栏杆而出神。因而这月夜中的愁思，就不仅是属于香菱本人的，也还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与香菱有着同样的遭遇的伤心人的！这乃是一种亘古至今游子思妇所共有的绵绵愁恨！
诗尾联归结为无可奈何的感喟：“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嫦娥因偷食长生不老药而不得不飞升登上月亮，与她的意中人后羿永远分离，想来她孤独凄凉的心是和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故此处借嫦娥的一问，就问得新奇且意趣，并且诗的句意既做到曲折又能紧扣诗题，笔法老练而又寓意遥深。在小说中，众人评这首诗曰：“新奇而有意趣”，就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辞。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