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轻快旋律和酣畅情致的喜雨诗。这年夏秋间，久晴不雨，秋禾枯焦。至七月二十五日夜间止，大雨三日，庄稼得救。久旱遇雨，欣喜若狂，连衣服、床铺湿了也顾不得，表达了诗人的喜雨之情和对民生的关注。诗人欢欣鼓舞，写了这首七律。
首联写喜雨，从晚上下雨写起。“一夕骄阳”与“梦回凉冷”是鲜明的对比。诗人在闷热的天气中入睡，一觉醒来，白天烈日的余威已被全部扫除，代之以清凉舒适的夜风，原来天下起了大雨。这两句虽然是实事实写，但由原先对气候的不满忽地改变成很满意，细微地反映了诗人心中的喜悦。诗人同时又选了“梦回”这一时刻，来表达自己这份心情，更加显出意外地惊喜———这场雨，诗人已经盼望很久了。
次联写对雨的感受，用江西诗派诗人的惯技，融化前人诗句为己用。出句“不愁屋漏床床湿”，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句；对句“且喜溪流岸岸深”，用杜甫《春日江村》“春流岸岸深”句。诗虽用前人成句，但贴切眼前景事，与首联一意相贯，在原句基础上加了“不愁”、“且喜”二语，在旧句上翻出了新意，达到了能生能活而自成佳句的要求。诗是写听雨，又形象地道出了盼雨的心情，也隐隐表示自己的喜雨不单单是因为大雨赶走了炎热，带来了凉爽，这就引伏第三联的情感，也为尾联预留地步，所以元方回评说这联写得流动便利。
第三联仍写喜雨。一句是想象之辞，说明自己喜雨，是因为这场及时雨，使庄稼能喝个饱，秋收有望；一句是以听雨打桐叶，寄托自己欣喜的心情。江西诗派学杜，在炼字上花工夫，尤注重虚字的锤炼。这联中的“应”字、“最”字，都下得很有精神，加深了句意。不过，出句的“千里稻花应秀色”，也见唐殷尧藩《喜雨》诗，不知是偶同还是有意袭用。钱钟书《宋诗选注》对这联的对句有独到的评价：“在古代诗歌里，秋夜听雨打梧桐照例是个教人失眠添闷的境界，像唐人刘媛的《长门怨》说：‘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又如温庭筠《更漏子》词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曾几这里来了个旧调翻新，听见梧桐上的潇潇冷雨，就想象庄稼的欣欣生意，假使他睡不着，那也是‘喜而不寐’。”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句诗很有帮助。当然，说到底，这样的写法就是将旧事翻新，打破常规，也就是江西诗派要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及“脱胎换骨”。
尾联纯抒情，把原来的情感更转高一层，说遇到了这样的好雨，像我这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高兴，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诗用“犹”、“何况”数字承先启后，是故意通过自抑而达到高涨。正因为诗人没田，他的欢欣鼓舞才有更深的意义，他与民同乐的心意也完全表达了出来，所以清纪昀评说：“精神饱满，一结尤完足酣畅。”
这首诗从谋篇到句法，都是典型的江西诗派风格。但诗写得情真意切，所以不觉得峭硬。尤其可贵的是，江西诗派学杜，常常表现在技巧上；这首诗学杜，除技巧外，还学习了杜诗关心民瘼，注意在诗歌中树立自我形象，讲究诗格，所以更为成功。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