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