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词人,这首词写一位闺中女子(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在明媚的春光中,回首往事而愁绪万端。
上片“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两句,描绘出一幅风和日丽,花香怡人的春日美景。“迟迟春日”语出《诗经·七月》“春日迟迟”,“迟迟”指日长而暖。“弄轻柔”三字,言和煦的阳光在抚弄着杨柳的柔枝嫩条。秦观《江城子》词:“西城杨柳弄春柔。”“弄”字下得很妙,形象生动鲜明。对此良辰美景,主人公信步走在花间小径上,一股暗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春天多么美好啊!但是好景不长,清明过后,却遇上阴霾的天气,云雾笼罩着朱阁绣户,犹如给女主人公的内心罩上了一层愁雾,使她想起了一段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看来开头所写的春光明媚,并不是眼前之景,而是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不然和煦的阳光与云雾是很难统一在一个画面上,也很难发生在同一时间内。“云锁朱楼”的“锁”字,是一句之眼,它除了给读者云雾压楼的阴霾感觉以外,还具有锁在深闺的女子不得自由的象喻性。“锁”字蕴含丰富,将阴云四布的天气、深闺女子的被禁锢和心头的郁闷,尽括其中。
下片着重表现的是女主人公的春愁。这种春愁是由黄莺的啼叫唤起的。大凡心绪不佳的女子,最易闻鸟啼而惊心,故唐诗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句。试想一个愁绪万端的女子,在百无聊赖之时,只好在午睡中消磨时光,午睡醒来,听到窗外莺声巧啭。不禁唤起了她的春愁。黄莺在何处啼叫呢?是在绿杨影里,还是在海棠亭畔,抑或是在红杏梢头呢?自问自答,颇耐人玩味。
这首词笔触轻柔细腻,语言婉丽自然。作者用鸟语花香来反衬自己的惆怅,这是以乐景写哀的手法。作者在写景上不断变换画面,从明媚的春日,到阴霾的天气;时间上从清明之前,写到清明之后;有眼前的感受,也有往事的回忆。既有感到的暖意,嗅到馨香,也有听到的莺啼,看到的色彩。通过它们表现女主人公细腻的感情波澜。下片词的自问自答,更是妙趣横生。词人将静态的“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引入黄莺的巧啭,静中有动、寂中有声,化静态美为动态美,使读者仿佛听到莺啼之声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播到另一个地方,使鸟啼之声富于立体感和流动感。这是非常美的意境创造。以听觉写鸟声的流动,使人辨别不出鸟鸣何处,词人的春愁,也像飞鸣的流莺,忽儿在东,忽儿在西,说不清准确的位置。这莫可名状的愁怨,词人并不说破,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
上片从景色入笔,前两句“杨柳干条送马蹄,北来征雁旧南飞”,主要写眼前的景物,千万条柳丝在微风吹拂下摇摇摆摆,好像是在迎送这飞扬的马蹄;去年秋天往南飞的大雁,现在也飞回北方了。“客中谁与换春衣”,既是抒情,也是上片的点睛之笔。自己扈驾在外,没有爱人在身边,又有谁来给自己换春衣。盎然的春意与心中惆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片进一步借景抒情,“终古闲情归落照,一春幽梦逐游丝”,通过“落照”“游丝”这两个意象,苦闷之情跃然于纸。词人只好把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托在落日的余晖上。梦境中,竟然隐隐约约追逐飘荡在空中的蜘蛛丝。这是作者对自己常年忙于侍卫职责,在消磨青春时光的扈从出巡中难得自由的慨叹,当然也流露出其对这种生活的厌倦。只能通过自然之景消磨时光。结尾一句“信回刚道别多时”,读来既心酸,又欣慰。心酸的是,纳兰的心真的就像孩子一样,与爱人的一点点离别都会让他难以承受;欣慰的是,不管纳兰身在何处,心里都牵挂着自己的爱人,尽管分别的时间很短暂,他却觉得已经很漫长了。这样的男子,无论是哪个女子都会为之心动,并愿意为他守候。
全词表达了词人厌于扈从生涯,思念家乡、思念闺中妻子的情怀,不加雕饰,真挚朴素。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