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语言虽粗略，境界却是相当优美，显示了曹操个性中不常展露的一面。
第一解开头二句重复咏唱，大约是为了适应曲调的需要而有意拉长的。（每一“解”的末二句，是演唱时的和声，无实义。）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一重复，使得感叹的情绪显得格外沉重。这里，诗人不会真是感叹道路之艰难。无论以曹操的英雄性格，还是以他的丞相地位所享有的条件，都不会把道路的艰难当作一回事。这一唱三叹的调子，只是借道路的艰难，表达人生艰难的感慨罢了。下面写牛困车堕，独坐盘石之上，弹琴奏清角之韵（悲凉的乐调），更是从经历散关的见闻中，激发起来的想像和虚构。以曹操的身份，他给自己虚构这样一种艰难跋涉、困顿山谷、独坐无侣、心中烦苦的遭遇，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第二解写遇仙。正当虚构的主人公弹琴抒发内心烦苦之际，忽然有三位老人来到他的身旁。“负揜”不易解，“被裘”即披着裘衣。这句同下句，大概是说三位老人遮掩在宽大的裘衣之下，看上去不像是平常人。他们问主人公：你为何如此困苦，自怨自艾？你惶惶然来到这里，是想寻求什么？这个情节，使故事向神异的方向发展，形成幻想性的趣味，并便于作象征的抒情表现。“三老公”的发问，一方面从旁观者的眼光，进一步强化前一节所说“心中迷烦”的困苦气氛，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事不得已的失足（牛顿车堕）情节，转变为似有所求而来到此间的情节。就字面来说，因是不知情者的发问，所以与前文并无牴牾；但从抒情的需要来说，作者正是要表达一种试图摆脱现实矛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出路的欲望。这一节文字虽不很讲究，却相当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过渡。
第三解从开头到“枕石”一句止，是仙人自述。他们本来似乎也是常人，修道既深，乃能得道，于是摆脱了凡人所遭受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游历名山，飘飘然行于天地之间。他们的生活是简朴而无所求的，倦了便睡在石头上，饥渴时只需喝一点泉水，因此决没有常人因贪欲而造成的无数困苦。
有各种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实际是不相信神仙的。那么，这一节虚构就有较深的意味。从大处说，即使一个不相信神仙的人，也并不能摆脱人生短暂所带来的烦忧，和对永恒存在的向往，而神仙的形象，正是永恒的象征。从小处说，神仙也可以比喻从世俗矛盾中解脱的境界。权势名位，物欲情欲，是导致人类相互竞争、引发无数冲突与烦恼的根本原因。倘能舍弃这一切，也就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痛苦。“枕石漱流饮泉”，与世无争，就不会有什么麻烦。至于整个这一节，到底是从哪一方面说，还是兼而有之，无法加以确定。文学形象的意义，总是很宽泛的，读者只需将它理解为一种超越和自由的象征就行了。
如果主人公听了“真人”即仙人的话，便跟着走了，这诗就变成了真正的游仙诗，也就没有多少味道了。在曹操的笔下，主人公对“真人”的陈述，反应却是“沉吟不决”；而正在他犹豫之间，“真人”已弃他而去，“遂上升天”。这也许意味着，所谓永恒自由是一个抓不住的幻影，它只是扰人心烦而已；也许还意味着:所谓从现实中解脱，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抉择。确实，如果说从曹操临死时对种种琐碎后事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他懂得一切辉煌的事业都是生命以外的东西，却也必须知道相反的一面:像他这样一个豪杰之士，若无不凡的成就，生命的欲望更不能得到满足。人本质上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必须在某个对象上建立自我，但这对象到头来仍旧不是自我；然而反过来说，没有对象，却又根本没有自我。
第四解自“正而不谲”以下，文字已无法理解，也许是流传中产生了讹误。但从开头到“惆怅以自怜”，意思是清楚的。主人公正“沉吟不决”，“真人”已“遂上升天”，他忽然惊觉，想要追上前去，却已经根本追赶不上。失去这样一个机缘，从此抱恨不已，夜夜难寐，惆怅自怜。这一节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显得十分优美动人。似乎可以看到:三位仙人冉冉升空，驾着风云悠悠而去，渐渐消逝在天边，而山谷间那个凡夫俗子，一面仰首呼喊，一面踉跄奔逐，不时被葛藤、岩石绊倒，直到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终于落下痛悔的眼泪。
这里写的人生情绪，应该就是人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逐。这种理想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却永远高于人们的生活现实；人们想要追上它，却永远也追不上。就是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人们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途。对于安于现状、容易满足的人说来，大概未必会感觉到人生有这一种痛苦；但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的人生欲望的人，最终都将明白：无论他走过多长的路，有过多少成功，他也终究要绊倒在追逐的路途上。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这首词写贫士失职之悲，却巧妙地把一个歌楼商女的飘零身世打并其中，加以映衬烘托，笔极曲折，意极凄怨，缠绵悱恻，哀感无端。此词可与白居易诗《琵琶行》并读，两者虽立意和主旨都有所不同，但失意文人与沦落商女的情节模式极为相似。
“老去”三句，起笔斩绝，将一种黯然的心境，劈头点出，直贯篇末。卓文君慧眼识英才，与司马相如结成美眷，本是文坛的佳话。刘过却用来与形容他们的穷途邂逅，除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心情而外，恐怕更多的还是自嘲和悲凉。一个“倦”字包含了说不清的挫折与酸辛。“说似”犹“说与”，即“与说”。同她说到此时的落魄，怎样才能排遣掉胸中的郁闷呢？文士失职感，英雄失路之悲，于此尽现。“衣袂”二句逆插而入，以虚间实，引入一段帝京往事的回忆。
刘过自公元1186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离家赴试已快七年，这期间他曾应试求仕，也曾伏阙上书，几年奔走，一事无成。临安都城，留在他记忆里的不过是一身尘垢和在衣袂上的残红而已。“香红尚软”，借指当年倚红偎翠、秦楼楚馆的冶游生活句子香艳。可是一经“京尘”的铺垫，就变得凄艳入骨。句中连用“曾”、“空”、“尚”三个虚字转折提顿，笔势峭折而意有余悲了。刘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他同那种“名士无家多好色”的浪漫文人是不同的。他混迹青楼，是为了排解和麻痹那种“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痛苦，在红巾翠袖的抚慰中得到些许人生的温暖。
其实，他从没有过真正的欢悦。“彼此”句小作绾结，此时一个是应举无成的青衫士子，一个是孑然一身的半老徐娘，都是生活的失败者和失意者。此时相对，实在是令人肠断魂消。“一枕”四句实情实境：窗外是愁人的梧桐秋雨，室内是摇曳的如豆青灯。两个苦命人就这样在一起相濡以沫。
过片四句紧承前结的词意，将“初见”时的居处情态用琐笔描出。“楼低不放珠帘卷”（不放，不让之意），珠帘不卷，恐人窥视也。一个“低”字见出楼居之寒伧来。“晚妆”，本是展示女性美的重要手段，对于以色事人的商女来说，更要以此邀宠。可是词里的女主人竟是黛眉狼藉，泪痕满面，这不是在风月场中的卖笑，而是在同病相怜时倾诉破碎的心声。“人道”三句，层层笔势曲折，层层推进。人们说饮酒可以浇愁，可是酒力太小，奈何不得这深重的愁苦。“愁深酒浅”四字重逾千斤，让人深味那不尽的哀愁。那么，怎么办呢？“但托意焦琴纨扇”，就是作者为自己所开列的解脱之方。他试图从历史和哲理的角度去寻取慰藉和超脱。“焦琴”，即“焦尾琴”，喻指良材之被毁弃。《后汉书·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为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其尾犹焦。”“纨扇”，指恩爱之易断绝。班婕妤被谮，退处长信宫，赋诗以自诉哀衷。中有“新裂齐纨素”、“裁成合欢扇”、“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之语。作者用这两个典故自比，生动贴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慨。“莫鼓”二句从白居易《琵琶行》中化出。谪宦九江的青衫司马与沦为商妇的长安故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相遇。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唤起温柔的怜悯来。刘过此时的处境与白相似，这样用典真如天造地设，精当无比。歇拍两句“云万叠，寸心远”，于凄咽中翻出激昂的异响。这是借万叠之云山，抒寸心之积郁，一种将身许国的壮怀远抱都于此六字中汩汩流出，情景融会，意象深远，是非常精彩的结笔。真正的志士永远不会屈从于冷酷的现实，他在温柔中得到片刻的抚慰后，将继续奋发前行，去实现他澄清四海、匡复天下的理想。
此诗写思亲之情。每四句为一解，共六解。第一解写睹物思人，而人不在；第二解写失去依恃，泪流不已；第三解以写鹿麂飞鸟之乐，反衬己悲；第四解写孤独无依之哀；第五解写怀忧早衰；末解痛亲早亡。全诗写得质朴、本色，且其中有作者诗文“工于言情”的特点，十分细致、生动。
诗人从人亡物在写起，“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俯仰之际，看到死者生前用过的帷幕、几筵，不禁触物伤情，勾起物在人亡之痛。起笔十分自然。
接着以“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点明丧亲思痛的主题。诗人在极度悲伤中，似乎觉得父亲是在十分短疾的时间里忽然远离自己而去的。“倏忽”一词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曹丕丧亲之后，恍然若失的心态。失去曹操不仅失去他生活上的引导者，也失去他政治上的扶持者，因此，使他“靡瞻靡恃，泣涕涟涟”。这里，诗人运用《诗经》的成语“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来抒写失去父亲的哀伤，显得很贴切。失去了自己所瞻仰依恃的人，自然使他止不住要“泣涕涟涟”了。于是，这一解紧承开头，进一步展现诗人失去父亲的悲痛心情。
然而，诗人的笔触没有继续顺着第二解直倾自己的哀痛心情，却是突然插人鸣鹿衔草呼唤小鹿，飞鸟挟子归巢的具体形象：“呦呦游鹿，衔草鸣鹰。翩翩飞鸟，挟子巢枝。”写出有所“瞻恃”的欢乐，以动物亲子之间的和谐、亲爱来对比，反衬自己的丧亲之哀。笔势跌宕，拓深了诗歌的意境。
接着，“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句又转入实写，叙述自己孤寂无依，内心的痛苦是人莫能知的。此写出忧苦之多，《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句，是表现征人思念家乡、亲人的心情的、诗人借用来表达自己丧亲后的孤茕悲苦是很恰当的。
第五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紧接上一解中的“优”字展开，由忧字写到自己白发早生，从忧伤到早衰，还是从自己亡亲之痛着笔的。
最后，“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日仁者寿，胡不是保？”转笔写怀亲，悲痛父亲早逝。既然，古语说仁者可以长寿，自己的父亲却活得不够长。满腔悲痛，进发而出。诗歌也就在这浓重的悼亲、思亲的情绪中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