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李白在《金陵新亭》中,怀想东晋王导的爱国壮语,无限感慨,不禁对王导的英雄气概,表示由衷的赞美。作品首二句“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说明金陵的豪士们在新亭游览胜地聚会。中四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颧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上的具体事实。周颛眼看新亭风景没有变化而社会动乱,山河易色,山从中来,大为哀叹。参加饮宴的人都像被拘禁的楚囚那样,忧伤流泪,只有王导激愤地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建功立业,光复神州,怎么能如楚囚一般相对哭泣!”这些爱国壮语,李白并未写入诗中,却在末二句融合成真诚颂扬的话:“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大诗人不轻易给人以高度赞语,这两句人物总评,是很有分量的。
诗的主线和核心是歌颂爱国志士王导,构成历史事件矛盾的焦点,是爱国思想和消极山观情绪的斗争。诗歌如果按照历史事件原型,全盘托出,那就成为平板叙述,缺乏艺术光彩。李白选取了周顗绝望哀鸣,众人相对哭泣这一典型场景,微妙地熔铸成为四行具有形象性的诗句:“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颉情。四坐楚囚山,不忧社稷倾。”篇末把王导的爱国壮语“当共勤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曲折地化用成高度赞美爱国志士的诗句“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取材典型化上的功力。
这首怀古诗在感情的抒发方面,不是平铺直叙的,如果直白自述,则易陷入板滞。作品感情显现的不同节奏是:首联淡淡引出,次联接触矛盾,三联矛盾有深化,末联解决矛盾。达到审美高潮。可以看出李白在诗歌内在思维布局上的功力。
“春犹早”是说春天刚到,虽然阳光还较微弱,但风已变得柔和,不象冬天那样刚猛,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南方早春人们换著夹衫,欣喜万分。三、四两句接写昼寝醒后。“觉微寒是因为刚刚”睡起“,仍扣早春。鬓发心插戴的梅花已经残落。冬去春风闲适恬静,情绪基调是欢欣的。
下片转写思乡,情调突变。“故乡何处是”不仅言故乡邈远难归,而且还含着“望乡”的动作,也就是说,白天黑夜,作者不知多少次引颈北向,遥望故乡。“忘了除非醉”,平白如话,却极深刻沉痛。借酒浇愁,说明只有醉乡中才能把故乡忘掉,清醒时则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忘”正好表明不能忘。这里正话反说加一层转折,把此意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因为思乡之情把作者折磨得无法忍受,所以只有借醉酒把它暂时忘却,可见它已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作者之所以会有“忘”的念头和举动,不仅是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还同回乡几乎无望有关:如果回归有期,那就存有希望,不会想到把它忘掉;惟其回乡无望,念之徒增痛苦,才觉得不如忘却。真是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不会完结。结尾二句具体描写心句的“醉” 字。“沉水”即沉香的别称,是一种名贵的熏香。睡卧时所烧的熏香已经燃尽,香气已经消散,说明已过了长长一段时间,但作者的酒还未醒,可见醉得深沉;醉深说明愁重,愁重表明思乡之强烈。末句重用“消” 字,句调圆转轻灵,而词意却极沉痛。不直接说愁,说思乡,而说酒,说熏香,词意含蓄隽永。清照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她主张抗战,切望收复失地,对故乡的刻骨怀念,即包含着对占领故乡的金国统治者的愤恨,对因循苟且、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的谴责,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