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旧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通往铜柱朱崖的道路艰险崎岖,登坛封拜的伏波横海曾效驰驱。
百越的土人自愿进贡珊瑚宝树,汉代的使者何劳又去辨诬洗污。
奔驰山中的驿马担心日已向暮,航行江上的孤舟生怕遇上风雨。
这些珍奇宝物从来都很难得到,只恐贤明的君主顾也不肯一顾。
注释
铜柱朱崖:指南方边远地区。铜柱:汉伏波将军马援曾率兵南征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按所立铜柱在今广西分茅岭下。朱崖:又称珠崖,汉郡名,即今海南省琼山县一带。
伏波:汉马援曾为伏波将军,韩说曾为横海将军,两人都曾率兵南征。
登坛:古代封拜大将,都要筑坛受命,然后出师。
越人:泛指南方人。五岭以南,古为百越之地。
珊瑚树:古人以为珍饰之物。
獬豸冠:御史所服之冠。獬豸:类似羊的神兽,据说它能辨是非曲直。
难得:指稀世的珍宝。言古代明君屏绝稀奇珍宝,免使臣下逢迎其欲,以图恩宠。
秦汉至唐时期,随着行政区域的设置和海上道路的开通,岭南与海外及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经贸的繁荣,使地方官员有了膜货的物质基础,也为他们提供了讨好朝廷的条件。作者在任潭州刺史时有感于这种世事便创作了此诗。
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使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首联写绿植光影映照门扉,墙边小路才草木中若隐若现,显得生机勃勃。
“酿酒多新社,遥砧送暮晖” 描写了为了准备祭祀、祈求丰收,农人忙于酿酒;暮色渐浓,远处传来捣衣的声音。描写了忙碌而祥和的农村生活场景。
“数声牛上笛”“数声”动静结合,突显了环境的优美、牧童的悠闲快乐,营造出乡村热闹、轻松、愉悦的氛围。
全诗视听结合,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用语平朴,意境优美,富有意趣。
本诗撷取若干乡村景象,自然与人文融合,呈现出浓郁的田园生活气息。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咏雪》始出于东晋谢安与其子侄辈们的一段即兴对话。言简意赅地勾勒了疾风骤雪、纷纷扬扬的下雪天,谢家子女即景赋诗咏雪的情景,展示了古代家庭文化生活轻松和谐的画面。文章通过神态描写和身份补叙,赞赏谢道韫的文学才华,并因此而流传千古,成为一段佳话。《咏雪》作为清谈名士的教科书,特别注意传达魏晋清谈家的独特的语言形象,重视人物语言的润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文章第一句交代咏雪的背景。短短的十五个字,涵盖的内容相当多。东晋的谢氏家族是个赫赫有名的诗礼簪缨之家,为首的是谢太傅即谢安。在这样的家族里,遇到雪天无法外出,才有“讲论文义”的雅兴。召集人兼主讲人自然是谢安,听众是“儿女”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都说到了。接着写主要事件咏雪(其实是主讲人出题考听众)。主讲人何以有此雅兴?原来是天气发生了变化:“俄而雪骤”,早先也有雪,但不大,而此刻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这使主讲人感到很高兴,于是“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答案可能不少,但作者只记录下了两个:一个是谢朗说的“撒盐空中”;另一个是谢道韫说的“柳絮因风起”。主讲人对这两个答案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而已,十分耐人寻味。作者也没有表态,却在最后补充交代了谢道韫的身份,“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这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表明他欣赏及赞扬谢道韫的才气,并写出了谢道韫是“咏絮才”。
为何说谢道韫作的词句更好呢?柳絮,作为春时景物,有似花非花,因风而起,飘忽无根,满天飞舞的特征。晋伍辑之《柳花赋》曾形容:“扬零花而雪飞,或风回而游薄,或雾乱而飙零,野净秽而同降,物均色而齐明。”谢道韫将此来比拟北风吹起漫天飞雪,堪称契合无间。取柳絮可比其形言其大,点明当时的“雪骤”之景,而“因风起”更指出它随风飘舞,漫无边际的自然特点。(宋代的贺铸《青玉案》词有“满城风絮”句。)由此较之,雪花柳絮,可谓是异迹而同趣了。如此再看“撒盐空中”的比方,则未免有局促见肘之嫌了。比喻更讲究神似:盐在空中唰唰地撒,重重地下落,躲都来不及,何谈欣赏?无美感可言。比作柳絮,一扫滞重之感,因风而起,漫天飘飞,这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且柳絮飘飞的季节是春暖花开之时,冬季之冷景,以春季之暖景写出,更见诗意。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