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
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