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总收前题之盛”（宝钗语）。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这首诗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首联中，“露凝霜重”表明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摇摇欲坠，而众人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
次联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她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却焦黄淡泊，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她们，整个家庭都将 “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泊”、 “翠离披”，既写出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形，可见作者遣词造语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这一联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颈联转而写人。“才自精明志自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早已对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至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这让读者想起了《红楼梦曲·分骨肉》中探春的口气：“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但是明岁的菊花，已不再是今年的菊花。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会永远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程本续书，为读者暗示了一个“兰桂齐芳” 的结局，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 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有情与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
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抒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已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菊并不颓废。 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的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明证。
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上看，“残菊”是蕴含着“残局”的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寓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寓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伏脉遥迢，丝丝入扣，仅仅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是不够的。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