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描绘贵家女子无忧无虑，悠闲得意的生活情景。“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这位贵家妖姬袅袅婷婷登上高楼，面对着楼下小巧玲珑、花草繁茂的花园，无忧无虑地在那里试着春衣，然后倚靠栏杆，观赏着夕阳映照下姹紫嫣红的春景。一个“试”字，传神地写出她那对镜穿衣、左顾右盼、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情态，大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意味；一个“倚”字，又活画出她那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闲情逸致，仿佛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爽心悦目之中，令人想到王昌龄笔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的诗意。如果说首联只是纯用白描手法的人物写实，那么颔联则是用比兴手法进一步以景托情：“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上句化用《诗·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意，以暗示贵妇年少色盛、充满着青春的欢笑；下句化用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曲江二首》）和“留连戏蝶时时舞”（《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意，以喻富家夫妻团圆欢聚的幸福，恰如彩蝶双飞，她没有别的妇女那种形单影只的空虚。妙在两句既写出贵妇登楼所见：园中桃红柳绿、莺飞蝶舞的景物，又以景喻人，衬托出贵妇青春韶华的欢乐、伉俪谐守的幸福，似景似人，妙合无痕。修辞上运用借喻，双关物我，意蕴丰富而形象生动；又暗中用典，如盐溶水，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迹。“夭桃”而能“含笑”，着一“笑”字，不仅园中景物全活，而且人物情态毕肖：在贵妇欢乐得意的眼中，“夭桃”也是“巧笑倩兮”。“舞蝶”之飞，着“不空”一词加以限制，顿然耐人寻味。暗示出贵妇得天独厚的优越幸福感，与下文征妇的“含泪”恰成鲜明对照。且对仗中嵌进“唯是”、“不空”这类虚词，使“夭桃”之笑，“舞蝶”之飞的意态更臻传神。
颈联和尾联则换了另一副笔墨，描写出征人之妻的幽思哀怨。“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思接边陲，“视通万里”。“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这两句正写当时时事：上句说远戍赤岭一带防御吐蕃的征人久无音耗，归期无日；下句说鸿门一带仍被回鹘军队所围困，战争正在进行。这既是思妇“含泪”哀怨的思绪，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隐忧。在意脉上与前四句形成陡转，章法上亦有不同：前四句写贵妇于国事了无牵挂的悠闲自得，是实写；此二句写征人之妻遥思边境丈夫音沉信杳、生死难卜之忧，则是虚写。在时空的拓展上也产生了大幅度的跳跃：“久无耗”与“犹合围”暗示出时间之久远；“赤岭”、“鸿门”与“小苑”、“高楼”，则显示出空间之殊异。此联对仗也见工巧，“鸿”谐音“红”，与“赤”同为颜色，构成真假对，而“赤岭”与“鸿门”又是地名对。尾联再挽回笔锋写眼前现实：“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这两句承颈联而言：正因为边疆战士久无音信，生死不明，致使多少家中思妇因为锦书难寄，只能坐在织锦书的鸳机旁边含泪思念远戍的丈夫，那针针线线，经纬交织的锦书，凝聚着思妇多少相思、忧虑和哀怨。
此诗描写两种闺情，除使用对比映衬手法之外，在遣词设色上，接受了齐梁宫体诗艳丽工巧的影响，但内容密切联系时事，风格也不流于浮艳柔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对齐梁宫体的一种改造。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诗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
首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
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的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人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
尾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申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