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护月,未放满朱扉。”描写秋夜景色。化用杜甫诗:“明月生长好,浮云薄渐遮。”(《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以点明秋夜。作者翻出新意,说“浮云”为了“护月”,轻轻将月亮遮住,浮云似有意怜惜明月,不让她的光辉全部洒满朱扉。这一层朦胧黯淡的景色与词中主人公怀人伤感的心情是一致的。
“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偷入书帏。”两句对仗,上句是耳闻之声,下句是目睹之景,暗壁、破窗,一派贫居陋巷的潦倒景象。鼠摇、萤度,烘托室内寂静无人,引起词中主人公一种凄清幽独的感觉。“偷入书帏”系化用唐代诗僧齐己《萤》诗:“夜深飞入读书帏。”用一“偷”字,说明萤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书帏的。万籁寂静之夜,词人在陋室之中所闻所见,用以烘托环境之寂寞、萧索。
“秋意浓,闲伫立,庭柯影里。”用内转之笔,点出时令,并入情。至此,词中主人公才正式露面,词中主人公在幽寂的、静得怕人的室内再也呆不下了,只好步到中庭,悄立树阴,忽觉襟袖之间一阵好风吹来,顿觉秋意已浓了。“里”字同部上声叶韵。
“好风襟袖先知。”系套用杜牧《秋思》诗中“好风襟袖知另加一“先”字,就不只是写襟袖而且是写人对风的敏锐感觉。空间已由室内转向室外。词中主人公当此深秋,独自悄立闲庭,“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柳永《满朝欢》)怀人之念,油然而生,上片结拍,情景交融,然秋宵夜永,独立庭心,逗出怀人契机。由此引入下片。
“夜何其。”借用《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的诗句,“犹问夜已到何时,委婉曲折道出他夜深无眠。”“其”是句尾助词。这是作者设问:夜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呢?暗示他独自悄立树阴,因怀人而夜不成寐。秋水伊人之感,也如晏几道词“梦入江南烟水路”(《蝶恋花》)一样,他所怀念的人也在山重水复的江南。
“江南路绕重山,心知谩与前期。”第一句写景,接着入情。美成所怀念之伊人,乃在江南重叠山峦之间,旧游之地,历历在目,想去寻找呢,又担心“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晏几道《蝶恋花》);次句直抒胸臆:当时预约重逢的前期是徒然的,现在由于岁月推移,人事变化,恐怕已难于实现了。写到这里,似乎话已写尽,忽然看到恋人的旧时书信宛然在目,又触发旧情,引起新愁。
“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奈”,无可奈何之意”;“堕泪”非只今夜事,前时已然,亦包括今夜。“泪”字韵押同部去声。先写“堕泪”,再补写为何“堕泪”。“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典出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唐时以萧娘为女子之泛称,如将萧郎作为男子的泛称一样,并不指固定的人,如元稹诗:“揄扬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白居易诗:“风朝舞飞燕,雨夜泣萧娘”。这首词中的“萧娘”当然是指词中主人公的恋人。旧时“萧娘”书信一行行,一字字,分明写在纸上,读来令人肠断,睹物思人,不觉伤心落泪,这就是“旧日书辞犹在纸”所引起的感情激荡。他想到现在要是能和她再通书信的话,那虽不能见面,也可鱼来雁往,互诉相思,也是一种安慰。“纸”字韵押同部上声。
“雁信绝,清宵梦又稀。”结句低欲绝。虽想重通音问,但她“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鱼沉雁杳,已够伤心,但若能常在梦中相逢,岂不也可聊慰相思之苦?在感情上得到某种补偿,这是他最后的幻想。但偏偏连梦也很少做,真是“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晏几道《阮郎归》)他的要求逐步降低,由想见面降到只求通信,由求通信降到只求梦中想会也可以,但他的相思强度却逐步升高,直到连梦里相逢也难办到时,则最后的,最起码的希望也破灭了时,不免柔肠百结,低回欲绝,陷入了刻骨相思、彻底绝望的境地,抒情至此达到高峰,突然歇拍,余意不尽。
这首词由写景到抒情,由室内到室外,时空结合,层层递进,感情愈趋强烈,结构谨严,曲折多致。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