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李白游秋浦时。
该诗描述的是李白在清溪江石上独自喝酒后的所思和所想。此诗前四句以入声韵写诗人携酒独上江祖石及石之悠古，后六句以上声韵写其愿效东汉严光(子尺)不受武帝征召而归钓富春江和友人权昭夷隐迹山中之高格，并从侧面映衬出清溪风光之美。
王琦谓“江”字下“似缺一祖字”。《一统志》：“江祖石在池州城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际，其高数丈，上有仙人迹，名曰江祖石。”
权昭夷：天水人，事迹不详。李白《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诗，约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又《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云：“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权子”即“权侯”，当即权昭夷，与上诗为同时之作。又《金尺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云：“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证知权十一即权昭夷。此序约天宝十四载(755)作于金尺。
江祖石：有今安徽池州市西南清溪河北岸，今属里山乡里山村。因“形似古渡江神”故名“江祖”。石面朝清溪，与万罗山隔溪峙立，背靠江祖山。李白《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有“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秋浦歌十七首》(其九)有“江祖一片石，青天扫画屏”。(其十一)有“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
第一段写居南山岗，喜得闲看远山的乐趣，先实写空间，言所居之南山无大山大流，接着由近而远，言看远山更佳；第二段写拟构“数峰亭”，将营造幽雅怡人的佳境，承前述提出未来欲凿池、种竹、筑亭的计划。写作风格清新可爱，简洁锋利，生动酣畅，别有特色，是“实空间”与“虚时间”结合的佳作。
第一段开篇明义，提出“余性好山水”，与山水有缘、与大自然有缘。接着叙述“山水奇秀，甲于他县”的桐城故乡。作者“卜居”的南山，“独无大山”，“亦无大流”，但是幸有“逶迤”的平岗，“环绕”的远山，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接着作者便以浓墨重彩写出“看远山”的佳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在读者面前展示一幅“远山”山水画卷。作者接受大自然的抚慰，感情和大自然和谐融合，从内心深处感到“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肯定了“看远山”的乐趣。
第二段先叙述宅东岗顶“隆然”，适宜建亭，再叙述岗顶“面向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岗上已有“古松数十株”，盘曲苍劲；岗下“隙地”再“种竹千个”，清影摇风。作者尚恐不能极其清幽，拟在“隙地”上“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精心谋划，拟营造一个幽雅怡人的环境。最后一句“余力不能也”“以待诸异日”，点出作者毕竟是“数十金”不能支付的寒士，空有一番宏愿。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数峰亭的景观。“数峰亭”是作者构想之亭，而非实景。作者驰其想象，写来如见其景，如历其境。文末笔锋一转，写其力不能支付凿池、构亭、种竹之费，“姑豫名之，以待诸异日”，才将读者带回冷峻的现实。也正因为生活所迫，戴名世以半生的积著，只换得半年的安闲。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退居南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即离开南山，再度赴京，准备明年之谒选，从此，至死才归葬南山。其所谓“以待诸异日”，则成了永久的遗憾。文章于清幽之境中表现了作者孤傲的人格。文中自然流荡着一种淡泊安闲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