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回忆。诗人怀着留恋的心情描述了自已青年时期在边城的生活。“骣骑蕃马射黄羊”的生活确实令人怀恋，“放狂”二字写出了诗人对这种生活的欣赏。此时，诗人已经年老力衰。越是到这时，越是怀恋青年时代，因此写起来感情就饱满充沛。诗的后两句表述了诗人现在的状况与心境。诗人现在已经是“年老无筋力”了，但他仍然身靠着营门“数雁行”，仍然想把成排飞行的大雁射下来，一试自己的苛法与筋力。遗里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一种“年老”而不服老，“无筋力”而欲有筋力的心理写得逼真具体，淋滴尽致。
这首诗语言通俗流畅，无生僻的词语，无深奥的典故，而是口语入诗，以口语写自己青年时期及现在的生活，写现在的心境，而“数雁行”一句又含蓄深刻，意在言外。
第二首诗中，诗人先介绍自己的籍贯。在第一句诗中，七个字就有四个字是地名，诗人又把本属于一个词组的“本”与“住”分开，使之与地名互相配搭，安排巧妙。第二句写博取功名需要箭法纯熟，武艺高强，而自己现在已经博取了功名，那当然是箭法纯熟、武艺高强了。这种写法比直说自己箭法纯熟、武艺高强更为好。这首诗的后两句描写了自己当年秋原骑马飞驰、寒空射猎的边塞生活。“飞鞚秋原”本来是很壮烈的，而诗人却说是“等闲”事，这说明这种生活的频繁，又点出诗人气概的豪迈。最后一句的“独”字与“试”字恰当风趣地表现出诗人独立不群，气派宏大。一个“声”字说明诗人放的是响箭，又使这首小诗增添了音响色彩。诗从多方面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形象突出，语言优美，概括力强是这首诗显著的特点。
第三首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小诗，诗中抒发了诗人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极力渲染了诗人青年时期出征的豪迈气概。弓箭在霞光中闪耀着光辉，宝剑照耀着寒霜，在凛冽的秋风之中，诗人驰出了京城，奔赴为国效力的疆场；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报国的豪情壮志表现得十分充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者用诗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决心，说只要国家的河追地区没有收复，自己就不打算回头望一望故乡。这比汉代霍去病“句奴未灭，何以为家”（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话更进了一步。
这首诗先描写，后抒情，两者结合紧密。诗人把雕弓、宝剑、夜光、秋风，走马等形象集中起来，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描写之中充溢着诗人的报国热情。抒情时，诗人抓住了对国土丧失的痛惜，直述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决心。这首诗语言简炼、生动，节奏感强。
第四首诗看似与前三首无关，实际上，这一首与前三首不可分的整体，这一首诗是作者年老时饮酒回忆过往之作。第一句先点明环境：这是一个下霜的清晨，月亮已经过了小楼。这就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在唐代，以清晨为诗作的时间的着实不多，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写清晨是非常新颖的。然后写作者倚着柱子，观赏深秋景色，这里就照应了前面，只有深秋才下了霜。后两句述怀。过去的称意和快乐早就过去，诗人只能饮酒直到天明也不罢休了。
这首词表面上看是怀念昔日青楼旧好的词，实际上应是怀念同时遭贬谪的友人。
上片主要写贬谪途中的孤单凄苦及烦乱的心绪。万物勃兴的春天本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充满希望和信心。但这在身处逆境的作者眼中，却完全失去了光彩，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开头三句写作者目睹春天的到来，感叹时光流逝，担心自己将终老贬所。这自然是悲哀的，因此在他眼中，梅红柳绿的大好春光包就变成“恼人春色”了。但这种烦恼躲不掉，摆脱不开，心烦意乱，伤感倍增，觉得“随云”“逐水”都无出路。最后四句写夕阳含山，暮霭沉沉，身处“一叶扁舟"之上，漂泊茫茫大江之中的孤寂景况。偏偏此时又传来“数声横笛”，这凄厉的笛声实在叫人断肠，无疑给孤寂的“行人”又增添了几分凄凉。
起首第三句谓“行客老沧洲”，有‘归欤’之叹。作者仕途不顺，所以想要归隐沧洲。此时自然界的景色是美好的。“梅吐旧英，柳摇新绿”，与《望海潮》其三“梅英疏淡”、“柳下桃溪”颇为相似；但那时心情舒畅，宛如“金谷俊游”，无意中还跟随他人女眷的车辆走了一段。然而此时由于在贬谪途中，便觉得春色恼人，心中烦乱。“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写的是自汴入淮时的情景。宋朝时汴水在泗州人淮，秦少游《泗州东城晚望》诗云：“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词人在这里举目北望汴京，只见乌云暗淡，其中寓有落第的悲观情绪。而所乘之船入淮向东，又觉流水悠长，不由感到前路迷茫。这一对句，看似工稳，然而按照词谱，却不全部相符合。秦观同门友张耒所作的《风流子》“亭皋木叶下”一首，清万树《词律》作为词的格式，并评价说：“此词抑扬尽致，不板不滞，用字流转可法，真名手也！”张词这一对句是“白蘋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当得上这样的评价。而秦观的“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句法一变。前者两句皆为二、三句式，所以让人觉得“用字流转”，后者易为一、四句式，似觉词情拗怒。秦观是填词里手，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词曰：“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在这里做变化句式，产生拗怒之音的原因大概是心中有一股郁勃情绪在吧！“斜日半山”应当写的是沿淮东去之时，回望泗州南山时所见。此时红日西斜，隐于半山，暮烟四起，笼罩于淮河两岸。直至“数声”二句，才点明身在船上。“数声横笛”，像是从唐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诗“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化用而来，其中寓藏离情，为下阕之张本。
下阕表面上是在回忆在汴京时的恋情。那时他冶游“平康”，曾遇一歌妓。他俩携手都门，无限欢娱。这情境全像杜牧当年一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也像他自己在《梦扬州》一词中所写：“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两情缱绻，一朝离别，不免无限思念。自“谁念断肠南陌以下，直至“此恨难休”，皆写对汴京恋人的相思之情。实际上却是追忆了同昔日旧好的深情厚谊，及失去这一切的哀怨，“青门同携手”的欢乐，“南陌”分别时的极度悲伤，西楼中无限的柔情蜜意，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永不再来，思之如梦，念之断肠。接下四句写天地有尽，离恨无穷，和情人今生再难相见，将抱恨终生，极言思念之甚。词人痛苦的心情及眼前凄凉的处境，吉凶难卜的命运，无处诉说！只有那心心相印的情人能理解，因此便“拟待倩人说与”，但这凄惨的境遇让她知道了只能使她忧伤，还是不说吧。这种怜念情人，欲言又止的内心矛盾和苦衷，使意更深、情更切。这正是作者在贬谪途中想和同时被贬的友人联系，而又怕招来祸害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其中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两个七言句，为四个偶句，虽有割裂之嫌，而真情流贯，尚属感人。歇拍二句，稍一宕开，旋即收住，有有余不尽之致。
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少游《满庭芳》（山抹微云）时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完全可以移作此词的评语。词人屡试不第，落魄归来，只能通过艳情，抒写一腔悲愤。
此词除“北随云”二句外，大体恪守格律。万树《词律》卷二分析此调云：“调中四字四句者，前二段，后一段，作者多用俪语。”秦观也是这样。如同前段“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以及“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除“恼人”二句外，都用骈俪语言，对仗工整，音节浏丽，给人以美感。后段“天长地久”四句按照这样写，却不如之前几句的自然流美，带有人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