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湖雨作，还泊香山隈。
美人斗香草，上有九畹栽。
美人在何所，搴芳招归来。
露下荆棘草，鹿上姑苏台。
雷鸣湖雨作，还泊香山隈。
美人斗香草，上有九畹栽。
美人在何所，搴芳招归来。
露下荆棘草，鹿上姑苏台。
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意境很像唐代诗人常建的另一首诗：“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落第长安》）两首诗不但字句相似，声韵相近，连那羁旅长安、有家难回的心情也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诗的意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又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常建写的是一个落第的举子羁留帝京的心情，具体情事交代得过于落实、真切，使诗情受到一些局限。比较而言，倒是这位无名诗人的“杂诗”，手法高妙，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旧山虽在不关身”，也就是“家园好在尚留秦”。常诗既说到“长安”又说“留秦”，不免有重复之累；此诗说“不关身”也是因“留秦”之故，却多表现了某种遗憾的意味，用字洗炼。
“且向长安过暮春”与“且向长安过一春”，意思差不多，都是有家难归。常诗却把那原委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对家园的思念反而表现不多，使人感到他的心情主要集中在落第后的沮丧；这首《杂诗》作法正好相对。诗人抛开了那切实的具体情事，而把篇幅让给那种较空灵的思想情绪的刻画。
“一树梨花一溪月。”那是旧山的景色、故乡的花。故乡的梨花，虽然没有娇娆富贵之态，却朴实亲切，在饱经世态炎凉者的心目中会得到不同寻常的珍视。虽然只是“一树”，却幽雅高洁，具备一种静美。尤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潺湲小溪的伴奏之中，那一树梨花简直像缥缈的仙子一样可爱。三句不仅意象美，同时形式美 。“一树梨花”与“一溪月”的句中 排比，形成往复回环的节律，对表达一种回肠荡气的依恋怀缅之情有积极作用 。从修辞角度看 ，写月用“一溪”，比用“一轮”更为新奇，它不但同时写到溪水 ，有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且把不可揽结的月色，写得如捧手可掬，非常生动。
这里所写的美景，只是游子对旧山片断的记忆，而非现实身历之境。眼下又是暮春时节，旧山的梨花怕又开了吧，她沐浴着月光，静听溪水潺溪，就像亭亭玉立的仙子。然而这一切都“虽在不关身”了。“不知今夜属何人？”总之，是不属于“我”了。这是非常苦涩难受的心情。花月本无情，诗人却从“无情翻出有情”。这种手法也为许多唐诗人喜用。苏頲的“可惜东园树，无人也著花”（《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岑参的“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都是著例。此诗后联与苏、岑句不同者，一是非写眼前景，乃是写想象回忆之境，境界较为空灵；一是不用陈述语气，而出以设问，有一唱三叹之音。
这首《杂诗》不涉及具体情事，但它所表现的情感，比常建诗更细微，更带普遍性，更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能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这恰如清人吴乔所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围炉诗话》）。
辛弃疾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北方度过的。当时的中国北方，已为金人所统治，辛弃疾的家乡山东也不例外。他是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从金国归于南宋的。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这首词是他南归之初、寓居京口（镇江）时所作的一首词。
此词上片通过立春时节景物的描绘，隐喻当时南宋不安定的政局。开头“春已归来”三句，点明立春节候。按当时风俗，立春日，妇女们多剪彩为燕形小幡，戴之头鬓。故欧阳修《春日帖子》中有“共喜钗头燕已来”之句。“无端风雨”两句，既指自然界的气候多变，也暗指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惊魄不定、碌碌无为之态，宛如为余春所笼罩。“年时燕子”三句，作者由春幡联想到这时正在北飞的燕子，可能已经把他的山东家园作为归宿了。“年时”即去年之意，这说明作者作此词时，离别他的家乡才只一年光景。接下去“浑未办”三句，是说作者新来异乡，生活尚未安定，春节到了，连旨酒也备办不起，更谈不到肴馔了。
词的下片进一步抒发作者自己的忧国怀乡之情。“却笑东风从此”三句，作者想到立春之后，东风就会忙于吹送出柳绿花江的一派春光。“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语虽虚拟，实际表达了作者初归南宋急欲报国、收复失土的决心，深恐自己磋砣岁月，年华虚度。这里说的“清愁”，实际是作者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解连环”，是用《战国策》秦昭王送玉连环给齐国王后，让她解开的故事。当时的齐王后果断机智地把玉连环椎破，使秦的诡计流于破产。但环顾当前，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人，谁是能作出抗金的正确决策的智勇人物呢？“生怕”，即“甚怕”。“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表示作者对于恢复事业的担忧，深恐这一年的花由盛开又复败落，而失地却未能收复，有家仍难归去，言语、句流露出一丝的惆怅。
从这首词的思想内容看，虽不能确断其为辛弃疾南归后所写的第一首词，但必为初期之作。在这首词中，他对于恢复大业的深切关注，他的激昂奋发的情怀，都已真切地表达出来。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