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前半盛赞梅花傲霜斗雪,凌寒独开,芳香四溢,暗喻诗人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格;后半写诗人怀念远方友人,要折梅相赠而不能的神伤之情。全诗简朴、疏淡,含韵慰藉,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首《满庭芳》是秦观最杰出的词作之一。起拍开端“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雅俗共赏,只此一个对句,便足以流芳词史了。一个“抹”字出语新奇,别有意趣。“抹”字本意,就是用别一个颜色,掩去了原来的底色之谓。传说,唐德宗贞元时阅考卷,遇有词理不通的,他便“浓笔抹之至尾”。至于古代女流,则时时要“涂脂抹粉”亦即用脂红别色以掩素面本容之义。
按此说法,“山抹微云”,原即山掩微云。若直书“山掩微云”四个大字,那就风流顿减,而意致全无了。词人另有“林梢一抹青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的名句。这两个“抹”字,一写林外之山痕,一写山间之云迹,手法俱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可见作者是有意将绘画笔法写入诗词的。少游这个“抹”字上极享盛名,婿宴席前遭了冷眼时,便“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以至于其虽是笑谈,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作者炼字之功的赞许。山抹微云,非写其高,概写其远。它与“天连衰草”,同是极目天涯的意思:一个山被云遮,便勾勒出一片暮霭苍茫的境界;一个衰草连天,便点明了暮冬景色惨淡的气象。全篇情怀,皆由此八个字里而透发。
“画角”一句,点明具体时间。古代傍晚,城楼吹角,所以报时,正如姜白石所谓“渐黄昏,清角吹寒,都空城”,正写具体时间。“暂停”两句,点出赋别、饯送之本事。词笔至此,便有回首前尘、低回往事的三句,稍稍控提,微微唱叹。妙“烟霭纷纷”四字,虚实双关,前后相顾。“纷纷”之烟霭,直承“微云”,脉络清晰,是实写;而昨日前欢,此时却忆,则也正如烟云暮霭,分明如,而又迷茫怅惘,此乃虚写。
接下来只将极目天涯的情怀,放眼前景色之间,又引出了那三句使千古读者叹为绝唱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于是这三句可参看元人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抓住典型意象,巧用画笔点染,非大手不能为也。少游写此,全神理,谓天色既暮,归禽思宿,却流水孤村,如此便将一身微官濩落,去国离群的游子之恨以“无言”之笔言说得淋漓尽致。词人此际心情十分痛苦,他不去刻画这一痛苦的心情,却将它写成了一种极美的境界,难怪令人称奇叫绝。
下片中“青楼薄幸”亦值得玩味。此是用“杜郎俊赏”的典故:杜牧之,官满十年,弃而自便,一身轻净,亦万分感慨,不屑正笔稍涉宦郴字,只借“闲情”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词意怨愤谑静。而后人不解,竟以小杜为“冶游子”。少游之感慨,又过乎牧之之感慨。
结尾“高城望断”。“望断”这两个字,总收一笔,轻轻点破题旨,此前笔墨倍添神采。而灯火黄昏,正由山林微云的傍晚到“纷纷烟霭”的渐重渐晚再到满城灯火,一步一步,层次递进,井然不紊,而惜别停杯,流连难舍之意也就尽其中了。
这首词笔法高超还韵味深长,至情至性而境界超凡,非用心体味,不能得其妙也。后,秦观因此得名“山抹微云君”。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