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虫切切竟何道，羁燕怱怱将安之。
洛下微吟聊拥鼻，西山爽气为支颐。
肯将翰墨悲流落，寄语三闾彼一时。
幽虫切切竟何道，羁燕怱怱将安之。
洛下微吟聊拥鼻，西山爽气为支颐。
肯将翰墨悲流落，寄语三闾彼一时。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毛诗序》说此诗“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至于“刺幽王，民人劳苦”云云，正如欧阳修所说“非诗人本意”（《诗本义》），诗人所抒发的只是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
此诗六章，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层意思：首两章是第一层，写父母生养“我”辛苦劳累。头两句以比引出，诗人见蒿与蔚，却错当莪，于是心有所动，遂以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环根丛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顺；而蒿与蔚，皆散生，蒿粗恶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故称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诗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费心劳力，吃尽苦头。中间两章是第二层，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从罍中汲水，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所以为耻，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句中设喻是取瓶罍相资之意，非取大小之义。“鲜民”以下六句诉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与感情折磨。汉乐府诗《孤儿行》说“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从地下黄泉”，那是受到兄嫂虐待产生的想法，而此诗悲叹孤苦伶仃，无所依傍，痛不欲生，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亲情。诗人与父母相依为命，失去父母，没有了家庭的温暖，以至于有家好像无家。曹粹中说：“以无怙恃，故谓之鲜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无所告，故衔恤。上堂人室而不见，故靡至也。”（转引自戴震《毛诗补传》）理解颇有参考价值。第四章前六句一一叙述父母对“我”的养育抚爱，这是把首两章说的“劬劳”、“劳瘁”具体化。诗人一连用了生、鞠、拊、畜、长、育、顾、复、腹九个动词和九个“我”字，语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声促调急，确如哭诉一般。如果借现代京剧唱词“声声泪，字字血”来形容，那是最恰切不过了。这章最后两句，诗人因不得奉养父母，报大恩于万一，痛极而归咎于天，责其变化无常，夺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报不能！后两章第三层正承此而来，抒写遭遇不幸。头两句诗人以眼见的南山艰危难越，耳闻的飙风呼啸扑来起兴，创造了困厄危艰、肃杀悲凉的气氛，象征自己遭遇父母双亡的巨痛与凄凉，也是诗人悲怆伤痛心情的外化。四个入声字重叠：烈烈、发发、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读来如呜咽一般。后两句是无可奈何的怨嗟。
赋比兴交替使用是此诗写作一大特色。三种表现方法灵活运用，前后呼应，抒情起伏跌宕，回旋往复，传达孤子哀伤情思，可谓珠落玉盘，运转自如，艺术感染力强烈。《晋书·孝友传》载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又《齐书·高逸传》载顾欢在天台山授徒，因“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类似记载尚有，不必枚举。子女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实际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而此诗则是以充沛情感表现这一美德最早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在诗文赋中常有引用，甚至在朝廷下的诏书中也屡屡言及。《诗经》这部典籍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