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三个层次,由起句到“况乃陵穷发”为第一层,写倦游赤石,进而起帆海之想。由“川后”句至“虚舟”句为第二层次,正写帆海情状与心态变化。“仲连”句以下,为第三层次,即游生想,结出顺天适己,安养天年之旨。心情的变化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
“首夏”二句遥应《游南亭》诗“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既点明此游节令,又显示了一种莫可如何而慰情聊胜无的复杂心情。游南亭触景生情,由春夏迭代中,深哀盛年已去,衰疾在斯。这里说,初夏了,天气总算还清爽煦和,芳草也未尝因骄阳的淫威而枯萎。可见诗人似乎已从前诗的悲感中稍稍复苏。尤可注意:“芳草犹未歇”,实反用《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则又于自幸自慰中,见出谢客这位“逐臣”的傲兀性格来。但是这种欣慰并不能维持多久,在出郡数十里南游赤石中,日复一日地水行水宿,未免单调,而阴晴的变化,云霞的出没,也因屡见而失去了新鲜之感。这滨海的周游,已使人厌厌生“倦”,更何况面临的是极北不毛之地,穷发更北的溟海呢。有人认为“况乃临穷发”是写诗人豪情勃发,顿起泛海之想,然而“况乃”二字分明承“倦瀛壖”来,见出帆海之前,诗人的心情并不甚佳。
然而当舟船沿港湾进入大海,奇景忽开,水面一平如镜,川后既令江水安流,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的朝阳谷神水伯天吴,虽然脾气暴虐,此时却也“静不发”,仿佛都在迎接诗人的来游。于是他高张云帆,泛舟海上,随意掇取那形如龟足的石华,那其大如镜白色正圆的海月。而当他抬头回望时,溟海无涯,心情也竟如坐下的轻舟而起凌虚凭空之想。
出涯涘而观大海,诗人之所感,必也与《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一样,涵容无尽的海波,真使他心胸开张,一扫积日累月的烦酲。于是他即游生想,远追往古,进而悟彻了人生的至理:海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隐者,有助齐却燕,功成辞赏而退的鲁仲连;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公子年(见《庄子·让王》)。形踪虽似,而其趣迥异。后者只是矜伐虚名的假隐士,与庄子所说的“无以得殉名”(《秋水》)格格不入,有亏大道。而似鲁仲连所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才深合漆园傲吏物我两忘,适己顺天,“返其真”的至理。两者相较,诗人似乎对自己既往自负任气蹙蹙于一己得失的生活有所警省,他愿意铭记《庄子·山木》中太公任(任公)教训孔子的一段话:“直木先伐,甘泉先竭”。露才扬己,必遭天伐,唯有“削迹损势”,澡雪精神,中充而外谦,才能养生全年——这正与渊深无底,广浩无涯,却一平如镜的大海一样。诗至此,情景理完全契合无际。
方东树《昭昧詹言》曾指出,谢客博洽而尤熟于《庄》,此诗不仅取义于《庄子》,而且在构想上也有得于《秋水篇》。诗以赤石为宾,帆海为主,以“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与“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两联作转折顿束,遂在层曲的写景抒情中表达了出涯涘而睹汪洋所引起的精神升华,情与理与典实均能合若符契,足见谢诗结构之精。
此诗的情理又都在自然精美的写景记游中自然地体现。“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海产珍奇,而俯拾皆是,可见诗人扬帆于暖风静海中盈满心胸的恬适之感,于是下文请从任公适己顺天之想也就水到渠成了。鲍照评谢诗云“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正是指的这种中充实而溢于外,风华流丽而不伤于巧的语言特色。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