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开头两句，描述昔日相聚的欢乐，有人物，有活动，有环境，写得充实而概括，表现了当时富贵之家的那种歌舞升平、安乐豪华的生活景象。在这个生活圈子的姊妹行中，便有令人思念的小莲。接下来，作者把前两句的描写归结为“春楼当日事”，并把这些回忆写成书信，想要寄给小莲。至此，笔锋陡转，“凭谁寄小莲”，因为不知小莲身在何处，这美好的回忆已无法与她共享了，由此不免引发感伤。
下片开头，虽是化用李商隐的名句，但与原作并不全同，“等闲”、“到了”两个词语起了不小作用，使句意增加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感叹，既是“推陈”，更见“出新”，小晏这种艺术手段，尤其值得赞赏。最后三句，感叹人们都一年一年地逐渐老去，今天虽然仍是“绿鬓”，但毕竞承受不住愁恨的煎熬，然而又是仍在苦苦支撑，还不至于立刻就到“断绞”的地步。三句之间，环环相扣，委婉曲折，终于诉尽了九转回肠。
全词描写词人对小莲的思念：大概是和小莲隔别很久了，消息不能通，思之歪切，不觉形于笔墨，缠绵往复，仿佛有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螨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思。对一个歌妓能够这样真挚，可见词人对女性绝无轻薄的意思。
诗中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人们盛装出游的欢快气氛。全诗浅白如话却富有情趣，用短短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在节日的欢乐之情。
开头两句写京都元夕的热闹场面，“袨服华妆”写出了游人们穿着鲜明华丽，“六街灯火”写出了大街小巷到处在舞弄着花灯的景象，前两句用元夕日，街上的人们的装束和举动反衬了汴京一派繁华、升平的气象，也为下文诗人这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都外出游玩，沉醉在游人的欢声笑语，抒发情感作铺垫。
而三句一转，用“长衫”对“炫服华妆”，写到自己竟然也随游人追欢逐乐。一个隐晦的发问，包含着辛酸的自嘲，严峻的自责，同时也是对前面所铺叙的场景的否定。表现了诗人对此时金朝的偏安处境的嘲讽，也表达了对繁华背后危机的担忧。
此诗展现了游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景象，写出了元夕夜的盛世繁华，手法上，用乐景抒哀愤之情，长衫和炫服华妆的对比，含蓄动人，意味深长。
闺怨是中国古代永恒的文学题材，因为那时候妇女地位低下，交通不便，男子为名缰利锁所牵绊，导致很多女子不得不经常承受独守空房的痛苦。秦观这首词在内容上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是艺术成就很高。词的上阕色彩鲜明，和下阕的冷落荒凉恰成鲜明的对比，很好地衬托了离人的孤寂，可谓一篇描写闺怨的佳作。
词的上片刻画这个美女，多用颜色字面渲染映射，如一幅工笔画，可以说是一幅工笔重彩的梳妆图。“香墨”两句，写女子用心打扮的情态。这两句虽未直说她在画眉、搽脂，但从“画”且“弯弯”，“匀”且“淡淡”中，可以体会得出她是在怎样精心地打扮自己。两句中前一句写衣着，衫子是青色的，裙子是杏黄色的。后一句写她眉画好了，粉搽好了，最后的工序是把口红圆圆地涂在唇间。但“点绛唇”前的“独倚玉阑无蓝”，却埋下情事的伏笔。既然是“独”，却又精心打扮，这应该是在刻意为某人而为。分明画外还有一个人在，女子对恋人的回归还抱有一线希望。
词的过片，虽也不多写情事，但也不是单纯写景，对上片已露端倪的情事，有明显的发展，写景之外，别寄幽情，抒发人去楼空、青春虚度的情思，是全词抒情的中心。“风扬“花飞”是残春景象，给人以美人迟暮的暗示。“花飞”二字尤其触目痛心，融凄惨的感受于寻常之景中，大有“泪眼问花花不蓝，乱红飞过秋千去”之意，简洁而含蓄。“门”是半掩着的，像在为谁开着，这正是女子心还不死的写照。结拍“乱山”两句：“行云”喻恋人的踪影，古诗词里多用以比喻薄情郎，如雍陶《明月照高楼》：“君若无定云，妾若不动山。云行出山易，山逐云去难，”正是“乱山何处觅行云”的注脚。由于女子心烦意乱，故视群山便成“乱山”，这是移情于物的结果。女子最怕夜间孤苦，可偏偏又是一个黄昏来了，“又是”二字蕴涵着这种等待和失望远不是一次了，愁怨之情溢于言表。
纵观全词，上片绮丽香艳，下片凄清淡远，而又以情上下贯之。全词蓝言清丽，蓝意婉约，体现了鲜明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