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梦中邯郸道,又来走这遭”,一个“又”字点出卢挚故地重游,再次走上邯郸官道的事实。此处引用唐代传奇沈既济《枕中记》中的典故,卢生在邯郸道遇吕翁,枕着吕翁赠送的磁枕人梦,在梦中历经荣华富贵,一觉醒来却发现主人灶上的黄粱尚未蒸熟,由此领悟得失富贵不过是一场梦的道理。
对这一典故的引用,同作者自身经历密不可分。卢挚在燕南任官之前,他曾任皇帝的侍从之臣、按察使、廉访使、翰林学士等要职,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此次赴任恰好经由“黄粱一梦”故事的地点,故事主人公的姓氏又与他相同,这些巧合促使他产生了过尽铅华、豁然梦醒的感觉。
接下来“须不是”三句,承接上文,表达自己并非无归隐之心,而是无法抗拒名利的诱惑。其中“山人索价高”意为,山中人索要高价才允许作者入山归隐,联系前面“须不是”三个字来看,直白地道出他的自嘲之意:他深知并不是归隐的代价太高,而是因为“虚名无处逃”,这五个字用风趣的笔法交代了他无法归隐的原因,即功名的引诱让人无处可逃。
“谁惊觉,晓霜侵鬓毛”两句作为结尾,将卢挚已经这把年纪还不能看开名利的自我感伤表达得淋漓尽致。“谁惊觉”三个字写出了光阴流逝之快,也写出了他蓦然回首有所感悟却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可奈何。
全曲有很明确的主题性,语句上下承接,脉络清晰,但所表达的情绪却是矛盾的。卢挚用自我嘲讽的笔法写出他在归隐和继续为官两种选择之间摇摆的心情,这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
唐宣宗大中初年,诗人由山西太原幕府掌书记,被贬为龙阳尉。自江北来江南,行于洞庭湖畔,触景生情,追慕先贤,感伤身世,而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这是第一首。
这一首诗虽题“怀古”,却泛咏洞庭景致。诗人履楚江而临晚秋,时值晚唐,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感伤自身不遇。首联先点明薄暮时分;颔联上句承接“暮”字,下句才点出人来,颈联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夹”字犹见凝练;尾联才写出“怀古”的主旨,为后两首开题,而以悲愁作结。
全诗风格清丽婉约,感情细腻低徊。李元洛评曰:“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籍而不直露奔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