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这首诗不同于其他凭吊屈原的诗文，它并未从屈原的人品才能和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着笔，通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住屈原的“迷魂”来写：首联写迷魂逐波而去，含恨无穷；颔联写迷魂长夜无依，凄凉无限；颈联叹迷魂之不易招；末联赞迷魂终有慰藉。这样围绕迷魂来构思，内容集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复书写，从而使诗具有回环唱叹之致。
诗的前四句是以景写情。屈原忠而见疑，沉湘殉国，此诗亦即从眼前所见之湘江落笔。“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对着湘江，想起屈原的不幸遭遇，诗人悼念不已。在诗人的眼中，清深的湘波，全都是泪水汇成。这“泪”有屈原的忧国忧民之泪，有后人悼念屈原之泪，也有诗人此时的伤心之泪。湘江流淌着不尽的泪水，也在哀悼屈原。而在这如泪的湘波之中，诗人仿佛看到了屈原的迷魂。“逐恨遥”写迷魂含着满腔悲愤，随波远去，湘江流水无穷尽之时，屈原迷魂亦终古追逐不已，其恨亦千秋万代永无绝期。“恨”字和“泪”字，融入诗人的强烈感情，既是对屈原的悲痛哀悼，也是对造成屈原悲剧的楚国统治者的强烈谴责。
颔联又从湘江岸上的景物再加烘托。这联化用《楚辞·招魂》、屈原《九歌·山鬼》语句。“枫树夜猿”，是说经霜的枫树和哀鸣的愁猿，构成一幅凄楚的秋夜图。“愁”既是猿愁，也是迷魂之愁，而猿愁又更加重迷魂之愁。下句的“女萝山鬼”即以女萝为带的山鬼。“语相邀”既指山鬼间互相呼唤，同时也指山鬼们呼唤屈原的迷魂，境界阴森。长夜漫漫，枫影阴森，迷魂无依，唯夜猿山鬼为伴。此联景象凄迷，悲情如海，读之使人哀怨欲绝。
下面四句似议似叹，亦议亦叹，抒发诗人内心的慨叹。五、六两句是说：即使屈原死后埋在地下，其尸也会归于腐败，魂也难以招回；何况是沉江而死，葬身于腥臊的鱼虾龟鳖之中，他的迷魂就更难招回了。以上三联，都是感伤悲叹，末联情调一变，由凄楚婉转变为激越高昂，以热情歌颂屈原的忠魂作结。这一联糅合了《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和《续齐谐记》楚人祭祀屈原的传说。意思是说：只要楚人不灭绝，他们就一定会用彩丝棕箬包扎食物来祭祀屈原，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诗人。
这首诗化用《楚辞》和屈原作品中的词语和意境入诗，而不着痕迹，读来语如己出，别具风采；全诗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使全诗始终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内容上反复咏叹使此诗“微婉顿挫，使人荡气回肠”（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评李商隐诗语），感人至深。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