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