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这套曲子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秋收后进城看戏的情形,再现了元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描绘真实具体,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保留了一份研究中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全曲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故事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清新幽默,风格诙谐活泼。
首曲交代了庄稼汉进城的缘由。庄家丰收,无甚差科,以为神功保佑,进城买香烛纸马(纸火)还愿,偶然发现街头挂着的演出告示(花碌碌纸榜),许多人围在那里看。
六煞曲写庄稼汉看到勾栏门口一个高声招徕观众的人,从他口里知道这次演出的两个剧目是院本《调风月》和么末《刘耍和》院本是由副末和副净两个角色主演的滑稽戏,内容比较简单。《调风月》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院本。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在金朝教坊里担任过色长(领班之类),见《辍耕录》及《录鬼簿》。他的故事后来被编为杂剧。元高文秀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今不传。
五煞曲写庄家交了二百文的高价进了勾栏时看到的情景。只见密密麻麻的观众坐了好几层,围了个圆圈儿,在观众席从上往下看,人挤人、人挨人就像漩涡一般。戏台边上几个女乐手正在紧锣密鼓地演奏前奏曲。
四煞曲写副末开场。当时院本演出以五人为一伙,出场时副末站在中间,央人货即指他。下面几句形容他的脸谱、服色。
三煞曲写开场时一段小演唱,当时叫作艳段,也即是爨。《梦梁录》:“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下面演的《调风月》《刘耍和》,就是在艳段演出后的两段正杂剧。
二煞曲写庄稼汉所看到的院本《调风月》的演出情况。这场小戏共有三个角色,副末扮小二哥,副净扮张太公,旦扮帘下妇人。
一煞曲续写《调风月》的演出,着重写张太公处处受小二哥的调弄,最后把皮棒槌都打成两半。初次看戏的庄稼汉不明就里,自己又十分入戏,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下闹不好要吃官司的,没想到全场观众却大笑起来。
尾曲写庄稼汉因急于入厕半途出场,看不到后面精彩的演出。他本想憋住尿多看会儿,剧情实在引人发笑,但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硬撑下去了。
曲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其中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成分。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再现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从剧场的形式,包括观众席、戏台到演出形式,如乐队、道具、人物化妆、角色活动、演员表演都有十分形象具体的描写,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为后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曲中抓住庄稼汉未见过世面、不识勾栏的特点,以夸张的手法,把他初进勾栏好奇新鲜的感受描写得活灵活现。全曲用第一人称写法,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诙谐幽默、清新活泼、妙趣横生。全用口语,对庄稼汉的无知虽有嘲弄,但属善意的调侃,使全曲形成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
元曲的写作强调“本色”和“当行”。本色是指浑然天成,率真自然;当行是指娴熟自如地表现曲子的特点。这套曲子绝好地体现了二者的结合。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