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去秋来，愁上心头，总是心不在嫣像醉酒了一样，整日昏昏沉沉。临别时候你我相约早日回来相见，但是到现在依然不见归期。
歌舞用的扇子早已旧迹斑斑，衣服上相思的眼泪星星点点。恨自己当初不能化做马车后滚滚的红尘，这样就可以和你朝夕相处，万里相随。
注释
何曾：何能，怎么能。
黦：污迹。
翻：反而。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秦观《千秋岁》词抒发离愁别绪，情意缠绵。苏轼的和词比秦词心境较为开阔。一是他能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丹衷”、“臣节”，发泄“未老身先退”、“罪大天能盖”的强烈幽怨不满情绪。二是他能将幽怨不满置之度外，我行我素，不理会人家的评说，表现出一贯的超脱达观态度。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他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上阕“未老身先退”句首先表明了对贬谪的不满。白居易《不致仕》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时苏轼年六十三遭贬到海南岛，故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是朝廷决定，非自己情愿，怎不叫人伤心落泪。“珠泪尽，丹衷碎”写出苏轼遭贬的愤懑。苏词用很工的对偶句, 有声有色地描写当年在朝廷任职时的形象。苏轼虽被贬，但服饰仍旧，故有“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之说。“斜阳”句是说自己虽已暮年，远在万里天涯，但还怀念着京都。苏轼一片忠心未改。“莫嫌雷琼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两句可作参考。词上阕抒写怀君思朝之真情： 泪洒心碎，一步一回首。
下阕苏轼表示难迎合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学孔子“乘桴浮于海”。下阕反映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有罪之臣，难忘“君命”、“新恩”，另方面“君命”有悖“旧学”，对自己的前途已不抱希望。“乘槎且恁于海”，语出《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我政治主张行不通, 我就乘着木排过海到海外去, 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词人暗中写自己，也写秦观。 仲由是孔子的学生，秦观也曾拜苏轼为师。他鼓励秦观振作起来。词人站得高，想得远，能摆脱个人得失，终不忘江山社稷。他的和韵词不仅格调较高，而且符合自己的长者身份。
全词波澜起伏，情感激荡，令人感受苏轼胸中炽热的情感还未泯灭。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