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此诗的开头很有特色。它描写丰收,纯以静态: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自然是为显示西周王朝国势的强盛,而透过静态,表现出后面亿万农夫长年辛劳的动态。寓动于静之中,写来笔墨十分经济,又给读者留下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在周王室看来,来之不易的丰收既是人事,更是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丰收归根结底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就是感谢上天。
因丰收而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故而诗中写道:“为酒为醴(用丰收的粮食制成),烝畀祖妣。”祭享“祖妣”,是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也由于丰收,祭品丰盛,能够“以洽百礼”,面面俱到。“降福孔皆”既是对神灵已赐恩泽的赞颂,也是对神灵进一步普遍赐福的祈求。身处难以驾驭大自然、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尤其强烈,《周颂·丰年》既着眼于现 在,更着眼于未来,与其说是周人善于深谋远虑,不如说是他们深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无奈。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四句,在周颂的另一篇作品《周颂·载芟》中也一字不易地出现,其情况与颂诗中某些重复出现的套话有所不同。在《周颂·丰年》中,前两句是实写丰收与祭品(用丰收果实制成),后两句则是祭祀的实写;《周颂·载芟》中用此四句,却是对于丰年的祈求和向往。可见《周颂·载芟》是把《周颂·丰年》中所写的现实移植为理想,这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丰年的难逢。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起句一开始诗人就为使人心悲的边城慨然长叹,充满了辛酸凄怆。诗篇开门见山点明题意,这在古诗和古乐府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悲”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统摄全诗,也是此诗主意所在。接着,诗人申述了边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写边地严寒、人稀、荒芜。“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肌肤,大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冰、雪、风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栗。“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这设问,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写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痛苦。登城远望烽火台,只见边防驻军的战旗在朔风中纷纷飘扬、摇曳、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头,不思返归。留下的人,多被敌军俘虏,没完没了地哭泣。可见边地人民遭受敌军蹂躏之惨,苦难之深。从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虏,这是造成“百里不见人”的主要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停的残酷战争,使边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愤激之情和怅然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这一反诘句流露了诗人强烈的哀怨情绪,表现了诗人对边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切。“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蓼虫喜欢吃苦辣的东西,因此说“不知辛”。这两句是说,那些像蓼虫一样长期吃苦而不知什么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谈迁徙的事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战争使人民习惯了,麻木了。这里凝聚了诗人无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诗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惆怅哀叹的情绪。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战争的写实诗。诗人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边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