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点题。诗人把长安的宫殿和“烟霞”联系起来,形容它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用“紫泉”代替长安,也是为了选取有色彩的字面与“烟霞”相映衬,从而烘托长安宫殿的雄伟壮丽,可是,如此巍峨的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而皇帝更愿意住在芜城。上句着一“锁”字,也突出了长安宫殿的雄伟。经此一垫,下句顺势而来。不居长安,另取江都,隋炀帝贪图享乐、为所欲为的本性已隐隐揭出。一写景,一叙事,一暗写,一明说,写法虽异,但都是围绕批判亡国之君这一主旨而驱使笔墨的。
三、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诗人以虚拟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据史书记载:杨广不仅开凿了二千余里的通济渠,多次到江都去玩;还开凿了八百余里的江南河,“又拟通龙舟,置驿宫”,准备到杭州去玩,只是未成行罢了。诗人从隋炀帝贪图游乐的众多史实中,信笔拈取他耽于乘舟出游这一典型事例,予以讽刺。用笔亦实亦虚,虚实结合。说它“实”,是因为它是以历史故事和隋炀帝贪图逸游的性格特征为依据的,所以尽管夸大其事,而终不失史实和人物性格之真;说它“虚”,是因为它揉入了诗人的艺术想象,是通过幻觉而产生出来的最高真实的假象。实际生活中,锦帆之游是绝不会远及天涯的。艺术创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玉玺”一联是深得此道的佳句。在修辞上,此联采用了上下蝉联、一气奔腾的流水对,使诗句呈现出圆熟流美的动态。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涉及有关杨广逸游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放萤:杨广曾在洛阳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在江都也放萤取乐,还修了个“放萤院”。另一个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树映龙舟。”把“萤火”和“腐草”、“垂杨”和“暮鸦”联系起来,于一“有”一“无”的鲜明对比中感慨今昔,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于今腐草无萤火”,这不仅是说当年放萤的地方此时已成废墟,只有“腐草”而已;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杨广为了放萤夜游,穷搜极捕,弄得萤火虫绝种。“终古垂杨有暮鸦”,渲染了亡国后的凄凉景象。
上句说“于今”“无”,自然暗示昔日“有”;下句说“终古”“有”,自然暗示当日“无”。从前杨广“乘兴南游”,千帆万马,水陆并进,鼓乐喧天,旌旗蔽空;隋堤垂杨,暮鸦自然不敢栖息。只有在杨广被杀,南游已成陈迹之后,日暮归鸦才敢飞到隋堤垂杨上过夜。这两句今昔对比,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只表现对比的一个方面,既感慨淋漓,又含蓄蕴藉。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事,以假设、反诘的语气,把批判荒淫亡国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来,陈叔宝因荒淫亡国,投降隋朝,和当时隋朝的太子杨广很相熟。杨广当了天子,乘龙舟游江都的时候,梦中与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这首舞曲是陈叔宝所作。被后人斥为“亡国之音”。诗人在这里特意提到它,意为杨广目睹了陈叔宝荒淫亡国之事,却不吸取教训,既纵情龙舟之游,又迷恋亡国之音,终于重蹈陈叔宝的覆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诗在最后发问:他如果在地下遇见陈叔宝的话,难道还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吗?问而不答,余味无穷。
此诗取材于前朝亡国故事,以诗的语言,批判亡国之君,晓喻晚唐皇上,立意高远。篇中以实词撑住全诗,以虚词斡旋其间,取得了既整饬工严又流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首先是盘旋层折的诗歌结构,诗写幽愤之思,但起笔四句却先勾勒了一派清澄之景。然后,“久晦”、“旅馆”两句逆笔补出身在谪宦羁旅的处境,时逢久雨阴霾的黄梅,心境正如陷溺于霭霖之中,久已林林沉沉的了。于是可见起处所写偶一眺临所见的清景之中,实隐含有诗人企图摆脱烦闷的企望。清景使诗人神思为之一爽,但是潜在的幽愤是如此的难以解脱。
为清景引动,诗人漫步郊垌,其本意当是希望进一步让大自然澄明的灏气,为他澡雪精神,但是一路行来,见到淫雨之前泽畔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经繁茂而向老;而当时仅是一望绿叶的池塘中,荷花也初绽红红白白的朵营。这美景在他人或会感到悦目赏心,但对诗人却适足以勾动其幽愤的潜意识,于是顿生春夏叠代之感,更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于是潜在的幽愤转为强烈的悲歌。药饵,“药”当作“乐”,反用《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之语,当时的声歌食饮,尽属虚妄;而真实的唯有那倏焉而来的老病而已。
那末人生应当怎样才对呢?只有乘即将而来的秋水,归隐家乡,这种真正的赏心乐事,恐只有二三知己才能领会吧。那末这赏心乐事的内含究竟为何呢?“秋水”用《庄子·秋水》事,《秋水》篇主旨在于“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原来泯去物我,是非的界限,忘掉一切的是非得失,甚至忘掉自己的天赋禀受,皈依自然,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谢客是否真能忘情,得从此诗的意脉看,这只是一种企望强自从幽愤中挣脱的高言快论;从他的行事看,虽然几度归隐,但却未能如陶潜那样在自然中终其天年,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吟唱着“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的感愤之句,被砍下了脑袋。
企图借游程中的自然清景以排解幽愤,而解不去,吟还愁,反将幽愤潜注于景物之中,这种反复曲折的情思,即使谢客的幽愤表现得看似清逸,实则更为深重;又使他诗作的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多层次,奇景迭出,转转入深,确实到了“一重一掩皆肺腑”的境地,而他更善于营构,通过顿柬、离合,顺逆的安排使诸多的景物移步换形圆融一体。而情思一以贯之。如此诗起首之“时竞”(春尽),中腰之“朱明移”,篇末之“秋水”,思绪依节候的顺次,虚实相同地展开,却以“久痞”一联,“戚戚一一联作顿束收放,依其感情的变化,出现一幅幅不同色调的画面,达到情景理交融的境地。王夫之《薹斋诗话》评谢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天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此评正道出了谢诗以幽愤的情思为内含,运调景物,曲屈以达其意的特点,这与陶潜诗结构之如行云流水大异其趣。
与结构相应,此诗的意象也与陶诗异趣。陶诗语言天成,所构成的诗歌意象较单纯而韵味醇厚,而谢诗则“造语极奇险深曲,却皆稳老而不伤巧。一,其意象层次多隽秀耐咀。试以与此诗前四句景物相近的陶潜《杂诗》二之前四句作一比较,陶诗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这四句每句五字都是一个层次,且三、四承一、二,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银辉满空,启人远思的景象。谢诗则不然:“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同样每句五字:而前二句每句是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月西驰。以下三句“含余清”承一句“夕澄霁”;四句“隐半规”则承二句“日西驰”,又分别拈入了密林,远峰二物,组成了新的景象。前两句从大背景落墨,富于动态美,后二句更从细部勾勒,近处是密林余清,较远处是青山落日,则与一、二句共同构成三个大层次的画面搭配,而“密林”之与“余清”,“远峰”之与“半规”本身又有各自的层次,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酿蘖出一种清澄恬美的静景来。这层迭的景象正体现了诗人由“林垫”中苏生的复杂心境。
与观察的细密,锤词的精严,选景的密致相应,谢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使用语典的工巧。“泽兰披径路”以下四句分用楚辞“皋兰披径兮斯路渐”;“芙蓉始发,杂芰荷兮”;“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朱明承夜兮时不见淹”四语,不仅与即目之景相切相符,而且隐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透出归隐之想,以下更用《庄子》“秋水”之典,既承“朱明”而预示归期,更如前所析表示要从伤感中超脱达到忘我之精神升华。数典连用,一气呵成,含义深长,遂使诗歌意象于精致之外更显出一种典雅的美来。所谓“奇险深曲”,而“稳老不伤巧”,于兹可见一斑。
从体裁上看,这首诗属于古体诗,从题材上看,这首诗属于边塞诗。
诗一开头,便写告急途中,军使跃马扬鞭,飞驰而来,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吸引住了。一、二句形容在“一走马”“一扬鞭”的瞬息之间,“十里”“五里”的路程便风驰电掣般地一闪而过,以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十万火急的紧张气氛,给人以极其鲜明而飞动的形象感受。这是两个倒装句,按一般的写法是:一走马十里,一扬鞭五里。但是这样写,一个五言的句子上三下二,不符合诗歌语言的正常节奏,读起来拗口。像这样“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不仅上口,也因为将“十里”“五里”提前,加以强调,而突出了马的速度之快。
中间两句,点明了骑者的身份和告急的事由。一个“围”字,可见形势的严重。一个“至”字,则交代了军使经过“走马”“扬鞭”的飞驰疾驱,终于将军书及时送到。最后两句,补充交代了气候对烽火报警的影响。
按理,应当先见烽火,后到军书。然而如今在接到军书之后,举目西望,却只见漫天飞雪,一片迷茫,望断关山,不见烽烟。是因雪大点不着烽火呢,还是点着了也望不见,反正是烽火联系中断了。这就更突出了飞马传书的刻不容缓。写到这里,全诗便戛然而止了,结得干脆利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尽管写形势危急,气氛紧张,而诗中表现的情绪却是热烈、镇定和充满自信的。
这首诗,取材的角度很有特色。它反映的是边塞战争,但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截取军使送书这一片断,通过描绘出一幅迷茫、壮阔的关山飞雪远戍图,侧面渲染边关的紧急状况与紧张气氛,展现出诗篇“意余象外”的深邃与凝重。这种写法,节奏短促,一气呵成,篇幅集中而内蕴丰富,在艺术构思上也显得不落俗套。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