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首联叙事,言岐王奉诏离开京城去九成宫避暑。“帝子”,指岐王。“丹凤阙”,泛指帝京宫室。“天书”,天子诏命。“翠微宫”,非实指终南山之翠微宫,而是以“翠微”为形容语,直称九成宫。山气青苍叫“翠微”,九成宫建在山上,以此相称,便微透一股青翠幽静之气,既与题目的避暑相切,又开启下文的铺开描写,有曲径通幽之妙。
颔联,颈联集中写九成宫消暑胜地的景致。白云绕窗,并从户牖的缝罅中偷袭入来,沾惹衣上;卷起帘翠,刘镜理妆,山泉的投影即在镜中,则窒面悬瀑可知。瀑水投下峡谷,谷在林封树掩之中,透过密林,传来欢声笑语般的哗哗水声;而重重房室都在岩问绿荫之中。四句把“翠微”二字具体形象化,写出一个云拥雾绕、树抱水环的胜境,这还不是如登仙界吗?尾联即顺此以夸耀收结。仙境也未必胜过此地,不必学王子晋成仙了。“吹笙”,用王子晋的典故。《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风鸣.游伊洛之间,被浮丘公接上嵩山。这个典故选择甚妙。恰合“帝子”岐王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