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的书，由若干篇章组成，内容大多是关于学习、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所选十二则，一方面阐述了学习应该有谦虚好学的态度和勤学好问、实事求是的精神；另一方面阐述了温故有新、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对后世的教育理论影响极大。另外，还有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问题，教育人为人处世的原则等论述。
第一章从学习方法讲到个人修养，学以致用，体现学习的价值。学而时习之强调有识的学习需要自觉，不断实践。有朋自远方来体现学习又是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事情。人不有而不愠体现个人修养与别人有不有道没有关系，而是不求名利，自我进步。
第二章强调随时都该反省自己，提高自我修养。
第三章孔子自述一生进德修业的发展过程。随年龄增长，思想境界也逐步提高，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四章强调思考是学习的关键，能在温习旧有识中有所发现，才可以为师。
第五章阐明学与思的辩证关系，即学和思要相结合，才能有所得。
第六章修身要经受困苦，贫穷的考验，表现了颜回安贫乐道的君子形象。
第七章体现了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
第八章讲富贵和仁义之间如何抉择，体现了孔子宁愿贫贱而坚守义，不义之财不可取的观念。
第九章强调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虚心向别人请教，取长补短，同时要有端正的态度。
第十章这句话是孔子对于时间流逝，生命短暂的感叹。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
第十一章强调坚守志向，要捍卫自己的人格，坚守气节，
第十二章讲提升个人修养的方法，即要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也是求仁的途径。
这篇散文以画家对于色彩、光影、物体形态等所特有的敏感，捕捉住了月下雪景的种种特征，将其出色地表现出来。又将月映清波间晃动的树影比喻成“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使人感受到了画家观察表现事物之活泼精细。其次，作者在雪月奇观的描写中，融入了他对人生的体悟，寄寓着深沉的哲理。
新岁正月初三，一场江南罕见的大雪悄然之降，足足下了两天，虽已放晴，但是天塞地冻，直到初十，依然冰封雪凝。此夕月出，雪月争相辉映，寒宵静坐纸窗之下，顿觉寰宇异常光明亮澈，不觉添衣之起，竟然独自踏着碎玉琼瑶，步上溪西小楼。小楼临水，下皆空明澄激；四周景物悉被皑皑白雪覆盖，冰琢玉砌；月光与雪光相激射，“若涂银，若泼汞”，尽显光的强度和质感。“腾光照人”进射出的光彩照耀着人，“骨肉相莹”，仿佛照得人的骨肉都莹洁透明。此为篇中警句，神来之笔。人，净化了；世界，也净化了，是洁白无瑕、晶莹别透。置身于如此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既有蝉蜕于尘埃之外的欣喜，也有几分荒寒空寂的凄然。更有楼前溪水，月光映照在清波间，波光躯粼，树影滉漾，萧疏的枝条倒映于寒碧之中，如同镜子映照着人萧疏的头发，历历分明明。非画家的敏锐目光，不能及此。此时奇寒浸透肌肤，凄清砭入肺腑。
接着写作者的冥思遐想。独自凭栏，仰观字，混茫一白，令人迷惘；俯视大块，银妆素裹，恍惚迷离；自己禁不住嗟叹惊讶，凝视的目光久久不能收回。此时作者逸兴遄飞，感到物我同化，浑融一体，人与自然都臻于清空澄明的境界。这是上天将我送入远离尘嚣的太素之乡，那种泠泠御风之行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遗憾的是不能形诸笔墨告诉那些未曾从游的人。但是，我所得到的美的享受已经很满足了。
文中刻画岁月沧桑、人生迟暮的心态，曲折入微。作者已是垂暮之年，无力浪游天下，但是壮心未泯，虽然独上小楼，却还想着天下的名山大川应该境界更阔吧，那那里的雪月之观应该更加神奇吧，恨不能挟明月之高飞，遨游八方之外，然后再返回这个雪月交辉的溪畔小楼的怀抱，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挣脱世俗尘网的羁绊。那那种漫无边际、汗漫之游的神思遐想，虽然难以平息，但是老气衰颓，禁受不住这里的凄骨之寒，于是就纵声高歌，走下楼去。时已二鼓，又回到纸窗之下，独自端坐，怅然若失。此夕的雪月之观，平生亦不屡遇，之自己的健忘却日甚一日，再过几天，又模糊淡忘了，故为记，捕捉住那可遇之不可求的奇观。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南宋诗人华岳是一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他的一生屡遭打击，却坚守特立不驯的人格，“不肯附和浮议”。其诗歌也一反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雕琢习气，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体现出苍劲豪健的风格。这首《骤雨》诗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农村中夏日急雨的壮观景象。骤晴写雨来得急、去得快，暗扣诗题；山又绿写出了下雨前后景色变化，隐含牧童因雨停而轻松的心情。
首联说乌云尚在牛身后，大雨却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颔联写山洪暴发的情景；颈联写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尾联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
此诗写夏日暴雨景象，以三个场面突出描写雨势之骤。一、二句说乌云尚在牛身后，但大雨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此种雨在云先的奇特景象，表明雨势之急猛，有急促突发之感。三、四句写山洪暴发的情景。用“十万军声”写大雨中山洪倾泻奔吼的声势，创意颇新。五、六、七句由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末句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在宋代诗人中，颇有特色。
作者巧妙地把风雨骤至之场景提到开头，突兀而起，使人惊心动魄。“泼浓墨”，喻云色之黑；“翻车轴”的“车”是水车，水车戽水，轴翻水涌，发出声音，这里用以形容风雨之声。一以喻色，一以喻声。一以写暴雨将至未至；一以写风雨已经到来。而两者相距，只有牛头牛尾之间，突出了夏雨特征。
三四句进一步用多种比喻写风雨之势。“顷刻”言来势之猛，“十万军声”状雨声之壮。“怒涛卷”上“沙滩”，借潮水之汹涌，一喻雨势奔腾。“军声吼”如“鸣瀑”，以“鸣瀑（瀑布）”喻“军声”，又以“军声”喻风雨之声。后三句是补笔。“溪西”应指西南，“溪北”应指西北，即修辞学上所谓“互文”。牧童迎着风雨向西南走，故牛头已经下雨，而牛后还只是乌云。点得清楚，补得必要。尤妙的是第四句忽又一转，写出雨晴山绿，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观。
诗语言风格不事雕凿，通俗易懂的比喻，使人觉得朴实清新，平淡无华的语言组合又极富有生活情趣。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骤”字。暴雨来的“骤”，去的也“骤”。作者从视觉和听觉的不断转换来描绘这壮观的景色。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景,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表述了出来，使人读罢为之叫绝。作者刻画壮观，自见豪气，转折自如，多用口语，朴素清新，富有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