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
诗的前二句，交待诗人的去向。但作者避免平铺直叙，用“借问”故作跌宕，引出所要行经的路线；下面用一“指”字，回应上文；同时，一“问”一“指”两个举动，又令人想到行者和送者将要分手时的情状，增强形象感。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两句进一步补充离别和要去的地点，并借“舟”、“水”二字点明诗人乃由水路进发，从而自然引出下面两句舟行所特有的景象。翠竹本生于岸边，却说“溪下广”，显见这是水中倒影；荷花原生予水中，却说“镜中香”，令人于形象的比喻中悟出真象。这里，前句巧妙地衬托出溪水之清，后句突出地渲染了水面之静。水静而且清，伴以飘香的荷花，泛广的翠竹，活画出了江南水乡所独具的特色。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辞君"正面点出别离，与诗题关合；“天姥”乃越东灵秀之山，号称奇绝。从“剡中”，到“越乡”，到“会稽”，再到“天姥”，同一地区的不同名称被诗人连续使用，表面看来，似有重复繁杂之弊，但实际上，不仅每一名称的出现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而且还从侧面衬托出了诗人初入越东前那种向往、盼望的急切心情。在诗人想来，到了天姥山以后，仰卧于巨石之上，受着洁白的秋霜的沐浴，是何等的舒畅。
这首别离诗别辟蹊径，新人耳目。诗中只以“辞君”见出别离，其余笔墨都用来铺叙诗人的行程和沿途的景色，最后一句，更将想象中事如实写来，充分展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的一片童心。
这是一首宫怨作品。此诗短短二十字，展示了一个深帷中寂寞的宫人的内心世界：她整日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她听不到枝头莺歌，只看见蝴蝶纷飞，这里用一个“歇”字，暗示出春光无情，即将远逝，又以一“多”字不露声色地写出了草长蝶多，小苑寂寞的景象。句中的长门泛指冷宫，诗人以逝去的莺声写冷宫凄寂，复以翻飞的蝶舞来加以反衬，但凄寂也罢，嬉闹也罢，对这位不幸的宫妃来说，都是弃人眼中泪。下一句再着一“又”字，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被贬谪、被遗忘的美人，是怎样年复一年地迎春送春惜春伤春？“眼看春又去，翠辇不经过”，写出了流年无情，美人对此景不禁顿生迟暮之感。结句包含了她无限热切的希望与痛苦的失望。
虽然对于怨妇，史上多有微词，但妇女们温柔婉约的风姿，在任何时候都是使人怜惜的。花朵招蜂引蝶，本是常理，可像花儿一样美丽的妃嫔们被贬入冷宫，降临在她们头上的是长年失去丈夫的日子。空有花容月貌，但没人欣赏。原本凭借容貌受到宠爱的妃子尤其凄凉吧，看到蝴蝶飞舞在花丛中，心底自然更加苦闷。但那时的宫廷就是一个大笼子，有钥匙的不过是皇帝一人罢了。
封建社会里娶姬妾的多是有钱的人，或者是有地位的人。妇女嫁入这样的家庭除去丈夫的威严，她们同时还要受正室的压迫。处得好的也许不是没有，但地位的低下却是约定俗成的。就算进入了最富贵的人家——皇帝家，皇后之外的妃子也要忍受这种折磨。因此宫中妇女间的争斗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结果惨烈的不计其数。长门宫这种专门关押皇帝弃妇的所在，里面住的便是“思君恩”的失宠妃嫔，甚至风光一时的废后。关于长门，这里用的是典故。相传，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被贬长门宫居住，于是之后就用以代指失宠宫妃居住的内宫。
这首诗的内容与诗题相反相成。以希望反衬失望，更深一层地宕开了意境。作者运用委婉的笔法，写得愁肠百结，小溪九曲。但对君王却是怨而不怒，完全是一种温柔冲和的风格。
令狐楚的诗风讲究“明丽宛畅，中节合律”，“充分体现了中唐雅正诗派的审美追求和主导风格”（《千家诗》对令狐楚的评价）。这首诗，就充分体现了令狐楚诗的这种风格。
这首词触眼前之景，怀旧日之情，此词为王雱怀念妻子所作，表现了伤离的痛苦和不尽的深思。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上片第一句“杨柳丝丝弄轻柔”，柳条细而长，可见季节是在仲春。“弄轻柔”字写杨柳在春风中轻摇的柔美，分外点出垂柳初萌时的细软轻盈、盎然春意。以“烟缕”来形容轻柔的杨柳，大概是由于四月的时候，垂柳的顶端远远望去，宛如一抹浅绿的烟云。杨柳如烟这个比喻并不新鲜，但“烟缕织成愁”，则出语新奇，耐人寻味。如烟的垂柳和心中的愁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却用一个“织”字将二者绾合，仿佛杨柳能通晓人性。“愁”字的出现．为整首词披上淡淡哀愁的羽衣。然而这忧伤从何而来，词人并未解释。只是在写完垂柳之后，他将笔触转向春日的另两种花朵：海棠与梨花。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雨”“雪”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这句的意思是说，海棠的花瓣还未像雨点般坠，。梨花的白色花瓣已经如雪花般纷纷飘落。由此知道，原来春天已经过去一半了。在韶华易逝的感喟中，词人不禁触目生愁。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原来有一段值得留恋、值得追怀的往事。但是年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演，旧地又不能再到，则只有凭借回归的魂梦，围绕于女子所居的值得怀念的地方了。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词人的相思之情，只有借丁香和豆蔻才能充分表达。这分明就是在感叹自己心底的深情正像丁香一般忧郁而未吐，但又是非常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像豆蔻一般共结连理。整个下片的意思是说，尽管一切的梦幻都已失落，然而自己内心缠绵不断的情意依然专注在那个可人身上，真是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境界。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