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其实,《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已将《灵台》的诗旨解说得很清楚。自然这是从当时作者的一面来说,如果从今天读者的一面来说,会同意这样的题解:“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按郑玄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因为第一,“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是白鹤,总之是水鸟,不应该在“王在灵沼”句领出对池沼中动物的描写之前出现。第二,孙鑛说:“鹿善惊,今乃伏;鱼沉水,今乃跃,总是形容其自得不畏人之意。”(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姚际恒也说:“鹿本骇而伏,鱼本潜而跃,皆言其自得而无畏人之意,写物理入妙。”(《诗经通论》)这表明鹿伏与鱼跃应是对称的,则“於牣鱼跃”一句当为此章的第五句。第三,“麀鹿濯濯”与“白鸟翯翯”两句都有叠字形容词,既然“麀鹿濯濯”(有叠字词)句由“王在灵囿”句引出,则“白鸟翯翯”句须由“王在灵沼”句领起,且当与“麀鹿濯濯”句位置相对应,这样章句结构才匀称均衡。(这样的解释从文词上说较合语义逻辑,然在叶韵上似亦有不圆通之处,而且上古诗文写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早期,体格并不像后世那么纯熟,句式错杂不齐,也是常事,因此,此见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而已)但不管有无倒乙,此章写鹿、写鸟、写鱼,都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而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