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这阕词中作者虽写他人的四时之事,实际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
此词本是以寓有四时景物为游戏的。然而于祖国,一片报效不得之忠心,却于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了出来。口里说是要用诗酒来打发生活,准备在花月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而实际却痛苦于种花的事业无人问,而惜花的心情也没有人知道。这“花”分明是有所指的。作为主战派的他们来说,大约也就是指他们统一的大业无人问,而徒有报效之热忱,竟是只有天知道了。“无人问”、“只天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和寂寞。无怪乎他要笑云儿出去这么早,鸟儿归来这么迟,放着大事不干,如此匆匆,所为何来。结合上面的“种花事业”看,则这也就是那一些蝇营狗苟之辈,为自己的利禄而紧张忙碌得可笑罢了。这一“笑”字,写出了诗人多么高尚的情怀,也写出了诗人无比巨大的悲愤。
词是劝人,其实也是劝自己要放开一些的,殊不知它正告诉了人,他放不开。他本想用游戏三昧的笔墨来写得轻松一点的,谁知仍然满怀悲愤,指着秃子骂和尚了。刘熙载说苏东坡的诗“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艺概》)。大约好的诗词都是这样的,稼轩此词,亦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