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诗中作者以兄长的身份对胞弟谆谆教诲,既有惜别之意,还有宽慰之语,表现出对弟弟的无限疼爱之情,足见手足情深。全诗用语含蓄,情感丰富,场面阔大,景物鲜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堪称送别佳作。
此诗写依依不舍之情和李煜对小弟弟的宽慰,而在宽慰之中,自然包含了委以重任的心意。首联以“且维”二字领起,说姑且把将行之舟系住吧,有一层祈请的意味在其中。而“别酒重倾”则见出送别的酒一遍又一遍地喝过,而人还是没有登舟,舟还是没有启行,就将这层祈请的意思化为了惜别的深情,再加上“更迟迟”的烘托,“惜解携”的说明,诗的开篇就营造出了浓浓的送别气氛。次联转而写景,而景中含情。行舟而去的水流,波浪起伏,粼光闪烁,有如人内心波动的离别情感;两岸远山重重,林木秋色,深浅斑驳,渐渐远去,渐渐模糊,牵动着人送别的心绪。第三联就二人作分写,以见手足情深。弟弟将乘舟而去,去得越远,对京城的思念就越深;自己倚着栏杆向西眺望,目送轻舟驶向日落之地,消失在一片黄昏的水面之上,却无法带去自己的思念之情。二人一行一留,相互牵挂,离情似水,渐远渐生。第四联则将离别的伤感挽回,作宽慰之语。毕竟离开的是小弟弟,毕竟小弟弟此去所承担的是国家重任,出行之际,如果感情过于哀伤,既不利于弟弟的身心,也不利于职守的履行。因而说金陵与宣城虽然是两地,但有长江的贯连,往来方便,仿佛只是咫尺之隔,那就不必凄凄惶惶如同永别。
诗中次联写景抒情,场面阔大而景物鲜明,写得生动形象而又深情脉脉。上句中的“浩浪”“荡漾”写水天宽阔,江流不息,送者想象行人将要乘轻舟沿江流而远去,伫立遥望,直至目光所不能及。本来这阳光下的满江波涛是映在送别者的眼中,却因为波光的闪动而用了一个“侵”字,仿佛这流水与波光直入人的怀抱,激起了离别忧伤,而忧伤就与这江水汇合一起,长流不息,与这波光一样,起伏荡漾。下句写山是“乱”,写秋色是“高低”,都已见出人的情绪,而特别用了一个“凝”字来刻画,就写出了离别情感的沉重。人的感情本是抽象之物,借助于景物来写,就有化抽象为具象的功能。这二句,一动一静,相互映照,以流水波光和乱山高低写离别的忧伤,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感情的形态,还写出了情绪的质感,可触摸,可掂量,故而动人。
这首词描绘了一位在歌舞筵席上侑洒佐欢的歌女形象。她琴艺高超,琴曲哀怨动人。作品字里行间隐藏着作者对歌女的同情。
上片点明宴会在宽敞的画阁里进行,其后进入正题,写到女子弹奏琵琶的技巧。大概作者明知描写琵琶演奏不可能超越白居易的《琵琶行》,所以干脆把《琵琶行》里“轻拢慢捻抹复挑”的成句搬移到词中,反倒显得朴素真切。欣赏琵琶的人,不可能不同时欣赏弹奏者高超的技巧,于是作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女子的手上,干脆又把自居易的“十指剥春葱”挪移过来,于是翻新成了另一个完美的琵琶女。这种移花接木的效果,往往比自出机杼更有神趣。
下片刻意点明女子弹奏的曲子是《慢头》,其中妙处,今人可能无法知晓,因为这支曲子已经失传了。然而作者之所以要明言曲名,定有他的深意,这种深意随后的描写中显露无遗,先是出现了“怨月愁花无限意”的幽怨哀愁,而且是面对皎月和鲜花产生的愁怨,表明女子的弹奏一定触动犷她内心的隐痛,她是把自己想象成了皎月和鲜花,其晶莹娇美本该得到尊重和欣赏,如今却沦落到为人佐酒的卑贱地步,其中的“无限意”怕是无人理解。作者似乎隐隐感到了女子情绪的变化,所以对这位“红粉轻盈”的美女为什么突然停止弹奏产生了极大的疑问,这种疑问他没有道破,留给读者去细细体会,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才是这首词成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