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凯这首诗不过二十个字，却包含无限的诗趣和感情。当陆凯怀念范晔的时候，为了表达高洁与纯挚的感情，特地折取一枝梅花，托传递书物的信使带给 范晔，所谓陇头人，因为范晔时在陕西长安，陇山在陕西陇县，所以用陇头人以代。不言而喻，陆凯折花遥赠之地是江南，江南的梅花是驰名于世的。隐居西湖的林逋有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正是江南梅花神韵的写照。江南是文物之邦，物丰文萃，但陆凯认为别的礼物不足以表达他对范晔的情感，所以说江南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堪以相赠，唯有先春而至为报春讯的梅花是最适当的，因而遥遥千里，以寄思慕之情，而梅花也象征他们之间的崇高友谊。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写到了诗人与友人远离千里，难以聚首，只能凭驿使来往互递问候。“逢驿使”的“逢”字说明不期然而遇见了驿使，由驿使而联想到友人，于是寄梅问候，体现了对朋友的殷殷挂念，使全诗充满着天机自然之趣。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则在淡淡致意中透出深深祝福。江南不仅不是一无所有，有的正是诗人的诚挚情怀，而这一切，全凝聚在小小的一枝梅花上。由此可见，诗人的情趣是多么高雅， 想象是多么丰富。 “一枝春”，是借代的手法，以一代全，象征春天的来临，也隐含着对相聚时刻的期待。联想友人睹物思人，一定能明了诗人的慧心。
艺术特色方面，诗中“一枝春”描写到眼前仿佛出现了春光明媚，春到江南，梅绽枝头的美好图景。梅花是江南报春之花，折梅寄友，礼轻情义重，它带给远方朋友的是江南春天的浓浓气息，是迎春吐艳的美好祝愿，也是诗人与远方挚友同享春意的最好表达。
这首诗构思精巧，清晰自然，富有情趣。用字虽然简单，细细品之，春的生机及情意如现眼前。它的艺术美在于朴素、自然而又借物寄喻，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环境，把怀友的感情，通过一种为世公认具有高洁情操的梅花表达出来，把抽象的感情与形象的梅花结为一体了。
此诗第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两句，用泉水流入淇水起兴，委婉道靡自己归宁的念头。这两句与《邶风·柏舟》首二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同用“彼”、“亦”两字起调，文情凄惋悱侧而不突兀，由此点靡诗题——“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自己魂牵梦绕着卫国，但如今故国人事有所变故，自己想亲往探视而根据礼仪却不能返卫，深感无限委曲，内心焦急难奈。作为一个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姐妹，由此引靡“娈彼诸姬，聊与之谋”两句。主人公想找她们倾诉苦衷，希望她们能够为自己靡个主意，想条妙计，即便无济于事，也能够稍解胸中的郁闷，聊以自慰。
第二章和第三章均承接第一章而来，用赋法铺写虚景，表达自己对卫国真挚深切的怀念。第二章写作者欲归不得，却去设想当初靡嫁适卫之时与家人饮饯诀别的情景。如今物换星移，寒暑数易，家人近况无由获知，颇令自己牵挂，归宁的念头更加坚定笃实。第三章好像与第二章重复，但却是幻境中再生幻境，设想归宁路途上的场景，车速之快疾与主人公心情之迫切相互映发衬托。速去速回，合情合理，但最终仍不能成行，“不瑕有害”一句含蓄蕴藉。这两章全是凭空杜撰，靡有入无，诗歌因此曲折起伏，婉妙沉绝。
第四章写思归不成，欲罢不能，只好考虑靡游销忧，但是思卫地而伤情，愁更转愁。“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再写愁怀，回肠荡气；“思须与漕，我心悠悠”，情怀郁郁，文气更曲一层。
清人陈继揆对此诗以幻写真，通过虚无缥缈的描写衬托主人公真切深沉的思念的艺术手法赞赏备至。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首联，概括写草堂周围环境，文笔简单随心，开头“野老”二字，是诗人自称。江岸回曲，竹篱茅舍，此时诗人正在草堂前的江边漫步观赏。“柴门”一句妙在写得毫不费力。这个柴门好像是随意安上去的，既然江流在这里拐了个弯，诗人就迎江安个门，方位不正也无所谓，一切任其自然。
颔联，写草堂之外人的活动和江村的景色，笔触悠闲疏淡，诗句好像信手拈来一样。澄碧的百花潭中，渔民们正在欢快地下网捕鱼。也许因为江流回曲，适于泊舟，那一艘艘商船也映着晚霞，纷纷在此靠岸了。
诗的上半部分，是诗人野望之景，出语纯真自然，犹如勾画了一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整个画面充满了村野之趣，传达了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情。诗的前四句所写之景，好像诗人自身融入到客观世界，写出的意境恰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的前四句，诗人心境淡泊闲静，完全陶醉于优美的江边晚景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诗人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久望之下，竟又生出另一番情思来了。诗的后半部分转入抒情后，仍未脱离写景，但是带有主观感受，正如《人间词话》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里的景物，无论是云彩还是城阙，是秋色还是角音，都浸染了诗人哀伤的感情色彩。两种境界，互相映衬，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颈联，“长路”承上“贾客船”而来，接得极自然。正是这些“贾客船”，扰乱了诗人平静的心境，令诗人想起那漫漫长途。这“长路”首先把诗人的思绪引向大江南北，那里有诗人日夜思念的弟妹，诗人常想顺江东下。由此又想到另一条北上长安，东下洛阳，重返故里的“长路”。然而剑门失守，不仅归路断绝，而且整个局势紧张危急，使诗人忧念日深。在这迷惘痛苦之中，诗人仰头见到白云，不禁感慨自己浮云般的飘泊之身却留滞蜀中，首先是因为战乱未平，兵戈阻绝，其次，这也是诗人对那些把诗人赶出朝廷，剥夺了诗人为国效力的机会的人的愤慨。诗人借云抒情，深婉含蓄，表达了诗人流寓剑外、报国无门的痛苦，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迷乱心情。
尾联，传出了诗人哀愁伤感的心情。诗人感叹去年洛阳再次失陷后，至今尚未光复，而西北方面吐蕃又在虎视眈眈。蜀中也隐伏着战乱的危机，听那从萧瑟秋风中的成都城头传来的画角声，十分凄切悲凉。全诗以此作结，余味无穷。
整首诗采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当诗的上半部展现出那幅江村图时，诗人似乎是忘情于自然了，到了下半部，才表现出诗人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原来诗人的闲适放达，是在报国无门的困境中的一种自我解脱，这种超脱是平静之下的深沉的无奈和哀痛。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