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的村庄，当春天时，最抢眼的是桃红柳绿、碧草绵绵，诗人就从桃花入手，说桃花盛开，绿草上笼罩着一片雾气，望不到边，在夕阳的余晖中，乌鸦喧闹着。桃花盛开本是一幅很鲜明的画面，显示出勃勃的春的生机，但诗加上“无主”二字，就平添了凄凉与伤惨；而春草笼烟展示的也是万物繁昌的景象，加上“茫茫”二字，隐隐在说，这里的耕地都长满了野草，一片荒凉，末缀上乌鸦这一不吉祥的鸟，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诗人匠心独运，把极热闹奋发的春天写得极不堪，不写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已经包括了进去。
三、四句承上而来。一、二句写景，通过无主的花卉及无人耕种的荒田、盘旋的乌鸦，点出了背景后的人都已被杀尽逃光了，三、四句就更深一层写，说到处都是毁坏了的矮墙围着废井，这儿原来都住有人家。这两句呼应题目“淮村兵后”，把景物从大背景中拉回，定格在“村”上，具体写时则混写一句，以住家的破败来囊括兵后一切。家成了败垣废井，屋子自然无存，人就更不用说了。
“小桃无主自开花”，桃花不识人间悲苦，花开依旧。这早春的艳阳景色，倍增兵后的凄凉。烟草茫茫，晚鸦聒噪，兵后逃亡，人烟稀少，为后面两句点题的诗蓄势。“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两句是诗的主旨。本来，这里原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可现在只留下了残垣故井，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了。这首短短的绝句，为兵后荒村，画出了最典型的图景。
井是聚居的重要标志。有井处，方有人家。干戈寥落，家园破败，最难移易的是井，最难毁损的是井，井是逝去生活的不移见证。因此，井最能触动怀旧的心理。历来诗人对故宅荒芜、沧桑变迁，多有以井为题材的描写。唐·佚名《过故宅》：“草深斜径灭，水尽曲池空。林中送明月，是处来春风。惟余一故井，尚夹两株桐。”韦应物：“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许浑：“乱藤侵废井，荒菊上丛台。”物在人非，故井，废井，最能引发往昔的思念。因为，井旁人家，饮用洗涤，须臾不能离开；井旁人家，悲欢离合，演出了多少人间故事。井，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井，如此感应人们的心灵。“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细节，戴复古找到了兵后荒村最真实的遗迹，找到了追怀往昔最有力的载体。
诗的巧思源于生活的实感。戴复古家居浙东，偏安一隅，却能把离乱景象写得如此真切。南宋文士忧国忧民，“难禁满目中原泪”，他们对沦入敌手的中原，铭记心中，正如戴复古感叹的那样：“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所以，他在《久客还乡》中写道：“生长此方真乐土，江淮百姓正流离。”正因心存沦亡后的中原，心存流离中的百姓，方能心心相印，方能写出如此真切的劫难后的荒村景象。
整首诗以景为主，寄托诗人对遭受兵乱的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对入侵敌人的仇恨。江湖诗派的作者固然多应酬之作，但当他们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同样有自己深沉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而不少诗人通过对战祸的描写，表示自己的哀悼。著名的诗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借草木花鸟以抒愤疾。又如韩偓《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写乱后的城市情况说：“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戴复古这首诗，很明显借鉴了杜、韩的写法，含蓄地表示情感，很具特色。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此诗描述了唐代宫廷生活的一个图景，表达了对贡焙新茶的赞美之情。“凤辇寻春半醉回”，描述皇帝车驾出游踏春刚刚归来的情景，皇帝已经喝得半醉。这时候，“仙娥进水御帘开”：宫女们打开御帘进来送茶水。“牡丹花笑金钿动”形容的是一种欢乐的场面。其内容就是“传奏吴兴紫笋来”：湖州的贡焙新茶到了。据考，中国古代贡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地方官员选送，称为土贡；另一种是由朝廷指定生产，称贡焙。唐代茶叶的产销中心已经转移到浙江和江苏，湖州茶业开始特供朝廷，朝廷并在此设立贡焙院。湖州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采制宫廷用茶的贡焙院所在地。“吴兴紫笋”指的就是湖州长兴顾渚山的紫笋贡茶。从此诗的结句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宫廷中那种对湖州贡焙新茶的到来而欣欢欣喜悦的气氛。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