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唐玄宗沉湎女色，荒废政事，招致国家大乱，有所讽刺和批判。但说到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时，却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中晚唐以后，诗人咏玄宗杨贵妃的作品渐多，但对玄宗霸占儿媳的秽行，大都讳莫如深。李商隐的这首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嘲讽。
诗选择了唐玄宗与其子李瑁会面的一个典型环境：玄宗在兴庆宫的龙池畔大摆筵宴，敞开云母石的屏风，内外无间，宫中女眷与男性亲属一起参加了盛大的酒会。次句继写酒宴上欢乐场景：羯鼓，其声促急，“破空透远”，响遏行云。这里借用羯鼓震响这一细节，透露出最爱听羯鼓演奏并会击鼓的玄宗的兴高采烈，同时也透露出宴会作乐也已进入得狂欢的高潮。
上面把狂欢醉舞的气氛写得这样热烈，是为烘托后两句：夜半后，宴罢归来，宫中的铜壶滴漏声绵绵不绝，心中无事的薛王痛饮后早已睡去，而寿王却彻夜难眠，一个“醒”字非常警策，可见其当时的痛苦情状。第三句是纪实，但也是烘托寿王的“醒”，在这漫漫长夜中，他似也有“似将海水添官漏，共滴长门一夜长”（李益《宫怨》）．那样的感觉吧。
这首诗通篇白描，但内蕴深远，一个“醒”字严于斧钺，尖刻地揭开了在礼义廉耻封建帷幕重重遮掩下的极其丑恶的乱伦关系。较之“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商隐《骊山有感》）和“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杨万里《题武惠妃传》），虽柔婉多了，而深讽冷嘲却犹有过之，是一首语极含蓄而讽意弥深的好诗。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上片，写老渔翁在冰天雪地中垂钓。首句化用柳宗元的《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两句。“箬笠但闻冰散响，蓑衣时振玉花空。”斗笠上只听见雪弹子敲打的声响，蓑衣上不时抖落堆积的雪花。“箬笠”“蓑衣”勾勒出钓翁雪天垂钓的外在形象，函面简约，意境空灵。“冰散响”描写轻细的声音，衬托出环境的寂静、钓翁的宁静。钓翁“时振玉花空”的动作，衬托出钓翁的凝定。“但”字写出了钓翁的心无旁骛。“图画若为工。”展现在眼前不是生活图景，简直就是一幅画，极言其美感。
下片写渔家乐。天色已晚，渔翁消失在淡淡的云烟中。小岛上的竹篱茅舍就是渔翁的家，他钓满一篓鳊鱼和鲫鱼归家后，听到的是一片儿童的欢笑。“云水暮，归去远烟中”渲染环境的高远空旷，暗示钓翁生活的闲适自在；“茅舍竹篱依小屿”，描写钓翁生活的简朴与环境的清幽；“缩鳊圆鲫人轻笼”流露出钓翁生活的自得之情；“欢笑有儿童”凸现了钓翁生活的温馨和欢乐。
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不得志的李纲看到渔翁简朴自在的生活时，他应该也想过“独善其身”吧！但无论多难，他都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坚持，直到与这个世界决绝。柔美婀娜的柳丝固然给生活增添了诗意，但世上如果没有坚挺的胡杨，这份诗意也将荡然无存。李纲，就是那坚挺的胡杨，民族的脊梁。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