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此诗写思亲之情。每四句为一解，共六解。第一解写睹物思人，而人不在；第二解写失去依恃，泪流不已；第三解以写鹿麂飞鸟之乐，反衬己悲；第四解写孤独无依之哀；第五解写怀忧早衰；末解痛亲早亡。全诗写得质朴、本色，且其中有作者诗文“工于言情”的特点，十分细致、生动。
诗人从人亡物在写起，“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俯仰之际，看到死者生前用过的帷幕、几筵，不禁触物伤情，勾起物在人亡之痛。起笔十分自然。
接着以“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点明丧亲思痛的主题。诗人在极度悲伤中，似乎觉得父亲是在十分短疾的时间里忽然远离自己而去的。“倏忽”一词非常生动地写出了曹丕丧亲之后，恍然若失的心态。失去曹操不仅失去他生活上的引导者，也失去他政治上的扶持者，因此，使他“靡瞻靡恃，泣涕涟涟”。这里，诗人运用《诗经》的成语“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来抒写失去父亲的哀伤，显得很贴切。失去了自己所瞻仰依恃的人，自然使他止不住要“泣涕涟涟”了。于是，这一解紧承开头，进一步展现诗人失去父亲的悲痛心情。
然而，诗人的笔触没有继续顺着第二解直倾自己的哀痛心情，却是突然插人鸣鹿衔草呼唤小鹿，飞鸟挟子归巢的具体形象：“呦呦游鹿，衔草鸣鹰。翩翩飞鸟，挟子巢枝。”写出有所“瞻恃”的欢乐，以动物亲子之间的和谐、亲爱来对比，反衬自己的丧亲之哀。笔势跌宕，拓深了诗歌的意境。
接着，“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四句又转入实写，叙述自己孤寂无依，内心的痛苦是人莫能知的。此写出忧苦之多，《诗经·小雅·采薇》中有“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句，是表现征人思念家乡、亲人的心情的、诗人借用来表达自己丧亲后的孤茕悲苦是很恰当的。
第五解“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紧接上一解中的“优”字展开，由忧字写到自己白发早生，从忧伤到早衰，还是从自己亡亲之痛着笔的。
最后，“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日仁者寿，胡不是保？”转笔写怀亲，悲痛父亲早逝。既然，古语说仁者可以长寿，自己的父亲却活得不够长。满腔悲痛，进发而出。诗歌也就在这浓重的悼亲、思亲的情绪中作结。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诗人于奉旨使金，被羁不归。后在北方安了家，做了大官，但是，身在金邦心在宋，内心并没有忘却故国。最后还由于他暗中策划南归，事情败露，与全家一起被杀。因此，在他生前，思念故国之情经常流露在笔端。此诗以三月塞北刚吹起春风，而江南已水绿花落，寓诗人对江南春色的眷恋。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按日历看，阴历三月已经到了暮春的季节。在江南，春耕的工作早已干得热火朝天。但这里，北方洹水带，黄土地上，现在才开始春耕。别看是三月了，但春寒仍浓，只不过偶而从南方吹来几阵报信的春风罢了。这里根本不能同春意盎然的江南相比。
“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在诗人思潮起伏的脑海里，只能凭着向往，凭着回忆描绘出江南此时的春景。风和日丽，满江清澈的流水。两岸的桃花已谢，落下的花瓣飘流在水面。水面上游过来一群鸭子，它们一面嬉戏，一面追逐流动的花瓣，嘎嘎的声音热闹非凡。后二句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起初以扬州为行在，后又定都杭州，称临安。诗中“东吴”语，双管齐下，兼寓思乡和思君之情，言外之旨甚明。
此诗描述南北气候的悬殊，留露出对故国江南的怀念。作者在两宋之交风雨与摇之际慨然请命使金，继为金人所用，终为金人杀害，其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确实很复杂，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诗画心声”，其难以言状的微妙心态跃然纸上。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