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