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作者了解到当时边境两边辽国人常来汉地侵扰而北宋军队却轻敌麻痹的情况;目睹了宋边疆一望万里,都是无险可守的农田,而辽国地区桑林密密遮蔽着河川原野的现状。这一强烈的反差给作者以很大震撼,诗中以南北边境地区的情况作对比,届时除了宋朝边防松懈、无险可守,而辽国则深不可测、暗伏杀机的严峻现实。
前四句写宋朝实行妥协、退让、苟安政策,划白沟为界,使白沟河河北尽成辽地,并且年年在这里迎送辽使;但辽方仍不断骚扰边境,而宋却放松戒备,不知报警。后四句发抒感慨,诗人先歌颂祖国包括幽燕之地在内的万里山河,接着借用史实,指责宋朝边将视边防如同儿戏,实际上也是批评轻视边防不用良将的宋朝统治者。最后两句“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总结全诗,揭示了山河残破、边塞失防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深刻有力,不仅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这首诗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写实和议论,写实简明,议论独到;古今将领比较,形象鲜明,含意深远;结构上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十分严谨;用韵上以四句转韵,平仄韵相递,既转得自然,又使层次更加清晰。这些都值得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