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遂作《感遇十二首》。
【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高在《唐诗品汇》里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二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这种互文，实际上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括全株而言。春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之意。而“葳蕤”二字又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觉有皎洁明净的感觉。而“皎洁”二字，又十分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这就巧妙地回应了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一般选注本将三四两句解释为：“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诗意。这大概是将“自尔为佳节”一句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或“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首先，前二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将“春”“秋”看成主语，说“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呢？其次，如果这样解释，便与下面的“谁知欣栖者”二句无法贯通。再次，统观全诗，诗人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不求人知的情趣，怎么会把兰、桂抬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呢？根据诗人的创作意图，结合上下文意来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句“卧柳自生枝”中的“自”为同一意义。至于“尔”，应该是副词而不是代词。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亦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欣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的前四句写兰桂而不及人，“谁知欣栖者”一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欣之中的美人。“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感。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芳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便运用这一典故，使诗意更为含蓄委婉、情意深厚。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又一转折，欣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意却另辟蹊径，忽开新意。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其本性，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实际上，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来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全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诗歌的完整意象里，读者便不难看见人，看到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其二】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其四】
这是一首寓言诗，大约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欣甫、牛仙客执政后，诗人被贬为荆州刺史时所写。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欣甫、牛仙客，说明一种哲理，同时也隐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二年后诗人就去世了，这首诗该是他晚年心境的吐露。
诗一开始就将孤鸿与大海对比。沧海是这样的大，鸿雁是这样的小，这已经衬托出人在宇宙之间是何等的渺小了。何况这是一只离群索处的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见其小，相形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可见“孤鸿海上来”这五个字，并非平淡写来，其中渗透了诗人的情感。第二句“池潢不敢顾”，突然一折，为下文开出局面。这只孤鸿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何至见到区区城墙外的护城河水，也不敢回顾一下呢？这里是象征诗人在人海中由于经历风浪太多，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恍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乐，而不知烈火就将焚烧到它们。
而且，这一只孤鸿连双翠鸟也不敢正面去看一眼呢！“侧见”两字显出李欣甫、牛仙客的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他们窃据高位，就象一对身披翠色羽毛的翠鸟，高高营巢在神话中所说的珍贵的三珠树上。可是，不要太得意了！你们闪光的羽毛这样显眼，难道就不怕猎人们用金弹丸来猎取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这两句，诗人假托孤鸿的嘴，以温厚的口气，对他的政敌提出了诚恳的劝告。不愤怒，也不幸灾乐祸，这是正统儒家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然后很自然地以“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这两句，点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忠告他的政敌：才华和锋芒的外露，就怕别人将以你为猎取的对象；窃据高明的地位，就怕别人不能容忍而对你厌恶。这里“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但用得很浑成，使读者不觉其用典，即便不知原典，也无妨于对诗句的欣赏。
忠告双翠鸟的话，一共四句，前两句代它们担忧，后两句正面提出他那个时代的处世真谛。然则，孤鸿自己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既不重返海面，也不留连池潢，它将没入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猎人们虽然渴想猎取它，可是又将从何处去猎取它呢？“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纯以鸿雁口吻道出，情趣盎然。全诗就在苍茫幽渺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开始四句叙事，简洁干净，第五句“矫矫珍木巅”句中的“矫矫”两字，上承“翠鸟”，下启“美服”：“珍木巅”三字，上承“三珠树”，下启“高明”。可见诗人行文的缜密。后六句都是孤鸿的独白，其中四句对翠鸟说，二句专说鸿雁自己。“今我游冥冥”句，用“冥冥”两字来对衬上文的“矫矫”两字，迭字的对比呼应，又一次显出了诗人的细针密缕。这首诗劲炼质朴，寄托遥深。它借物喻人，而处处意存双关，分不出物和人来，而且语含说理和劝诫，颇得诗人敦厚之旨。
【其七】
读着张九龄这首歌颂丹橘的诗，很容易想到屈原的《橘颂》。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欣”，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欣”。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是地利使然，也就不值得赞颂。所以诗人发问道：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先以反诘语一“纵”，又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一般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特地要赞美丹橘和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含有深意的。
汉代《古诗》有一篇《橘柚垂华实》，诗中说橘柚“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表达了作者不为世用的愤懑。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欣”，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按说，这样的嘉树佳果是应该荐之于嘉宾的，然而却为重山深水所阻隔，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丹橘的命运、遭遇，在心中久久萦回，诗人思绪难平，终于想到了命运问题：“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看来运命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而其中的道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是无法追究的。这两句诗感情很复杂，看似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似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它有“经冬犹绿欣”的美荫，又有“可以荐嘉客”的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对赵简主说，他曾亲手培植一批人才，但他遇到危难时，他们都不帮助他。
因而感叹道：“虎不善树人。”赵简主道：“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读这首诗我们不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政的昏暗和诗人坎坷的身世吗！这首诗平淡而浑成，短短的篇章中，时时用发问的句子，具有正反起伏之势，而诗的语气却是温雅醇厚，愤怒也罢，哀伤也罢，总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十】
这篇诗的结构比较别致。它以三个互不关联的比喻组成。前六句以男性对一个游女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国家和君王的思念。中四句以兰花之被秋露摧残，即将凋谢，比喻君子被小人排斥。後两句以白云遮住了南山，比喻奸臣蒙蔽了君王；日暮比喻自己年老，难以为力。这些比喻，在古代文学中已经形成传统，所以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表达出此诗统一的主题来。张协《杂诗》、郭璞《游仙》已有此写法。（《程千帆新选新评新注〈唐诗三百首〉》）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
宫体诗专咏女子的一颦一笑，美态艳姿，内容上无甚可取，但在中国诗歌形式趋于完美的过程中，宫体诗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它们所歌咏的对象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美，因而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工整也就十分自然了。这首诗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乐曲旋律是哀怨的，诗的内容是轻薄的，主题只有三个字——写美人。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首句描写环境，用“丽宇”“芳林”“高阁”三个意象来刻画后宫的华美精巧，表现这群美人生活的优越。丽宇高楼掩映在散发香气的花园内，以环境之美衬托人物之美。“高阁”即指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作者要赞美的人就会聚在这里。次句是对这群美人的初步描绘，说她们生来就长得美丽，经过时新的修饰打扮，就更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姿色了。这两句写景和写人都没有什么特色，显得比较空泛而未见精彩，凭借空泛的“新妆艳质”就能倾城是实足的宫体诗八股，任何女子都适用。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从嫔妃们见驾时的种种情态中写她们的活泼可爱，将美人一瞬间的艳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颇具神韵。她们从高阁内走出来时，到门口就停住脚步，好像京剧中主角出场时的一个亮相。她那美艳的神彩映照着门户，窈窕体态好像凝结在那里。“凝娇”一词尽管有点抽象，但仍能把站着不动的美人的神态传出，雕琢得颇见工夫。“出帷含态笑相迎”，写的是她们迎接后主的情态。后主每次去她们那里，她们总是含情脉脉，仪态万方，笑盈盈地从内室出来迎接。接迎时的喜笑正与应召时的“不进”相对照，风流天子更要喜出望外了。前句是写静态的美，后句是写动态的美，由此将娇柔万状、姿态妩媚的女性形象描绘得呼之欲出了。
“妖姬脸似花含露”，妖冶的美人脸蛋像带露的鲜花，含苞欲放，艳丽可爱，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女性的柔美。“玉树流光照后庭”是全诗的精华，比喻、照应俱佳。“玉树”照应“含态”，说美人的体态像玉树临风，婀娜多姿。“流光”照应“映户”，说美人的神采好像流动的光辉，闪烁不定。鲜花、玉树虽是两个常用的比喻，但用在对她们的“凝娇”“含态”作了生动的描述之后，就富有表现力，颇具耀眼的光彩、飞动的气势。全诗就此戛然而止，以“后庭”回应“高阁”，使结构紧凑，同时也以热烈的气氛使这首赞歌达到高潮。
由此看来，这首诗不过是描写女性的宫体诗而已，其内容本身虽不足褒，却也不足深贬。至于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更有其可取之处。它描写女性不作烦琐细密的刻画，用词也绝不恶俗，而只是着意于对美丽嫔妃的资质、情态的形容，力求略去美人的“形”，而写出美人的“神”。所以，它虽是宫体，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宫体，这不能不说是作为诗人的陈叔宝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