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王维的诗歌,很多都是在描写田园生活之美,像这样表现赋税压身、控诉疾苦的诗篇,非常之少,而这样的生活,才是乡村田园的真实写照。
“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写的是傍晚的山村里,农妇正在家里准备着晚餐,篱笆边卧着的狗忽然冲了出去,朝远处吠叫了几声,农妇以为是自家男人回来了,忙奔出门来迎接。读到这一句,不免有了疑问,男人去干什么了。让家里的女人有了这样的牵挂,去的时候一定不短了,而到傍晚仍然没有回来,可见所办的事并不容易。 “篱中犬迎吠”的“迎”字用得十分恰当,“迎”本是人的动作,可是却用来修饰“犬”,既写出犬对主人归来大献殷勤,又写出犬的迫不及待,犬且如此,更何况人,所以一听到狗叫,家里人便出屋候柴扉;同时也暗示了家人等待中的那种浓重的焦虑和担心。“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这两句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年未了,村里的农夫们要到城里交纳田租,奔波劳碌到深夜时分方才归来。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农夫出远门是为了缴租去了,大概因为路远,或者是人多,或者是受到刁难,回来得很晚。男人回来之后,清点了一下缴租后的剩余粮食。“晚田晏家食,余布成我衣”。缴完租后没有剩下什么,晚收的庄稼和残缺的布料。好东西都缴给政府和地主了,自己家所能用的,就是剩下的边边角角。这就是悲哀,日出而作,夜深而归,辛勤劳作,却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力解决。诗人虽未使用什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却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繁重赋税之下穷苦百姓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写照,同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晚田”“余布”,平常简洁的语言里,是深沉的苦痛,不着重笔而内涵深远。生活是这样苦难,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首句,想象一下妻子等候、牵挂丈夫归来的情形,可以明显感受到农家夫妻之间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这也是诗人对农家生活深深的同情。末句,则是作为旁观者,诗人对农家人命运的叹息与愤慨。“讵肯”二字是这首诗的沉重之言,面对百姓的疾苦,不可能没有公事繁忙。这句话意有所指,应该是指诗人那些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僚同事,整日里游山玩水,并以无公事可忙为借口。
诗人通过对农家苦难生活的描绘,对这种借口和这种官僚进行了质问,愤懑不平之情突显笔端。全诗词语浅近易懂,亦怀深沉感慨,虽未直接点明赋税之重,却直指不干实事、耽于享乐的官僚阶层,是更深层次的讽谏。
这是一首“咏月"的小诗。昨天的圆月不是今天的圆月,真怀疑这再圆的月亮是否依旧美丽, 在一年十二个月里,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能再圆,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属于青春年少的光阴又能有多少呢?
诗人通过对自然交替的变化,领悟到光阴的无情,岁月短暂的道理,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