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前一部分六句着重颂扬敦煌太守的政绩。从三个角度写。前两句从太守自身角度写。首句直接点出颂扬对象及他的才能和贤德,即才德兼备。次句既用“郡中无事”写辖境地方太平,又以“高枕眠”写太守从容自如,举重若轻,其中又颇含高士的雅致,从而以具体形象补足上句“才且贤”。从“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园里人种田”两句所勾划的和平劳动、安后乐业的图景中,可以看到太守的政绩是卓著的,他又是怎样的“才且贤”,这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后两句从百姓反映的角度写。诗人着意选取了那些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敦煌耆旧”,写他们对太守的看法。他们饱经沧桑,有丰富的阅历,有前后的比较,是敦煌历史发展的见证人,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对太守的政绩无疑是个极有力的烘托。通过以上六句层次分明、周到而又得体的赞扬,敦煌太守的“才且贤”已被写得十分突出。
诗的后半部分写后庭酒筵场面。也分别从各个方面来铺写。先写酒筵的环境:月出城头,星斗满天的良宵。次写写席间陪酒的美女,着重写她们打扮的艳美,以衬托“锦筵”二字。而醉后游戏场面写得很细致,很有兴味;最后以“此中乐事亦已偏”作总的归结。这段描写,既注意到酒筵的时间顺序,又注意到酒筵的各个方面;筵前的气氛轻松恰悦,筵中和醉后写得气氛热烈。诗人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这样一个塞外晴朗的月夜,参加了这样一个筵会,因而诗人的心情是极欢快的。
岑参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而欣慰的感情,也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诗人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太守到来”。地方官的能政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固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的劳动,诗人这里的称颂未免有过份之处。而且,把后幅描绘的花团锦簇的酒笼与前幅“黄沙破里人种田”相对照,就表现了作者阶级意识的流露。
和王昌龄“奉帚平明”、“闺中少妇”等名作之同,此诗的怨者,不是一开始就露面的。长门宫是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后的居处,昭阳殿则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处,唐诗通常分别用以泛指失宠、得宠宫人住地。欲写长门之怨,却先写昭阳之幸,形成此诗一显著特点。
前两句的境界极为美好。诗中宫花大约是指桃花,此时春晴正开,花朵上缀着露滴,有“灼灼其华”的光彩。晴花沾露,越发娇美秾艳。夜来花香尤易为人察觉,春风散入,更是暗香满殿。这是写境,又不单纯是写境。这种美好境界,与昭阳殿里歌舞人的快乐心情极为谐调,浑融为一。昭阳殿里彻夜笙歌,欢乐的人还未休息。说“歌吹在昭阳”是好理解的,而明月却是无处不“在”,为什么独归于昭阳呢?诗人这里巧妙暗示,连月亮也是昭阳殿的特别明亮。两句虽然都是写境,但能使读者感到境中有人,继而由景入情。这两句写的不是宫怨,恰恰是宫怨的对立面,是得宠承恩的情景。
写承恩不是诗人的目的,而只是手段。后两句突然转折,美好的环境、欢乐的气氛都不在了,转出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气氛。与昭阳殿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没有花香,没有歌吹,也没有月明,有的是滴不完、流不尽的漏声,是挨不到头的漫漫长夜。这里也有一个不眠人存在。但与昭阳殿欢乐苦夜短不同,长门宫是愁思觉夜长。此诗用形象对比手法,有强烈反衬作用,突出深化了“宫怨”的主题。
诗的前后部分都重在写境,由于融入人物的丰富感受,情景交融,所以能境中见人,含蓄蕴藉。与白居易《后宫词》比较,优点尤显著。《后宫词》写了“泪湿罗巾梦不成”,写了“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由于取径太直,反觉浅近,不如此诗耐人含咀。
诗的前两句偏于写实,后两句则用了夸张手法。铜壶滴漏是古代计时的用具。宫禁专用者为“宫漏”。大抵夜间添一次水,更阑则漏尽,漏不尽则夜未明。“似将海水添宫漏”,则是以海水的巨大容量来夸张长门的夜长漏永。现实中,当然绝无以海水添宫漏的事,但这种夸张,仍有现实的基础。“水添宫漏”是实有其事,长门宫人愁思失眠而特觉夜长也实有其情,主客观的统一,就造成了“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的意境。虚实相成,离形得神,这里写的虽决不能有其事,但实为情至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