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为四句一首的绝句,实在叫人无从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这一首《夜筝》诗,无疑提供了一个很精妙的缩本。
“紫袖”、“红弦”,分别是弹筝人与筝的代称。以“紫袖”代弹者,与以“皓齿”代歌者、“细腰”代舞者(李贺《将进酒》:“皓齿歌,细腰舞。”)一样,选词造语十分工整。“紫袖红弦”不但暗示出弹筝者的乐妓身份,也描写出其修饰的美好,女子弹筝的形象宛如画出。“明月”点“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倘如“举酒欲饮无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饮”的。读者可以由此联想到浔阳江头那个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写到弹筝。连用了两个“自”字,这并不等于说独处(诗题一作“听夜筝”),而是旁若无人的意思。它写出弹筝者已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低眉信手续续弹”,得心应手;“自感”,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旧时乐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诗中的筝人虽未能像琵琶女那样敛容自陈一番,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读者想象无穷。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接下去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因而听者从这里获得的感受是“别有深情一万重”。
诗人就是这样,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筝》全力贯注的这一笔,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节诗句的化用。
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笔墨,是对琶乐本身绘声绘色的铺陈描写,而《夜筝》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衬的描写。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刘熙载说:“绝句取径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背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尤其涉及叙事时,绝句不可能像叙事诗那样把一个事件展开,来一个铺陈始末。因此对素材的剪裁提炼特别重要。诗人在这里对音乐的描写只能取一顷刻,使人从一斑见全貌。而“弦凝指咽声停处”的顷刻,就有丰富的暗示性,它类乎乐谱中一个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读者对“自弹自感”内容的丰富联想。诗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这个故事批评了那些不进行思考就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人们,以及这种不正常的随波逐流的社会心理、社会现象。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客观角度出发看待事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